尸体危险的法外生成——以当代中国的藉尸抗争事例为中心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藉尸抗争的事例在中国社会中时有发生,并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事件的类型学"。它们不仅有着利用尸体作为抗争武器的共同行为特征,而且还经常都呈现出法外收场的类似事件结局。藉尸抗争的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抗争手段,主要是因为通过多种中间机制/观念而相互缠绕形成的复合性"危险",实际赋予了藉尸抗争行为以某种制定法之外的"正当性"。对于法治框架而言,此类行为的不时发生,意味着其被潜在侵蚀乃至正面冲击的危险。若要消弭这种危险性,必须切实阻断藉尸抗争行为之"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循环生产机制。究其实质而言,对藉尸抗争行为的处理,也是对当代中国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考验。     

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基于“斗牛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抗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抗争政治理论特别是抗争表演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的互联网抗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剖析"斗牛行动"的典型案例,文章发现微博等新媒体在中国确实已成为最有效的虚拟组织资源和抗争动员结构之一,并证明了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抗争表演活动特别是适时的抗争剧目创新对于抗争动员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抗争对手蒙牛公司使用了合法性确认、竞争和压制等多重遣散机制,"斗牛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最后概括了当前中国互联网抗争的若干特点和发展趋势,认为有必要开展相关拓展性研究,以进一步深化对互联网抗争的机遇与限制等问题的理解。     

千里追踪幕后老板

卖假货可是要吃官司的。""抓了好几个人呢!""批发WD-40的幕后老板被抓到了!"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老五金街的一些商户闲聊起数月前的一起"打假案"时,多半还心有余悸。与以往市场上WD-40假货横行的景象不同,如今,这些商家都肯定地告诉买家:"我们卖的可都是真货。"作为美国WD-40公司在沪知识产权维护的代表,上海武迪贸易有限公司的苏先生也证实了这样的转变。"经过我们的暗访,市场上WD-40的假货已经大幅减少,我代表公司非常感谢黄浦区检察院和公安局联手摧毁了售假窝点,抓获了幕后老板,维护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也维护了我们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合法权益。谢谢!"     

外商投资境内合伙企业的税法分析

我国税法对在中国的投资性(包括创投和私募)合伙企业中持有有限合伙人权益的外国人应否因持有该权益而被认定为在中国有机构、场所没有明确规定,而理论界的探讨也十分欠缺.本文借助美国成文法和案例法中的相关概念和原则,对我国<合伙企业法>中与创投和私募基金相关的部分以及与之对应的税法规则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民商事法律有关合伙制度的规定会影响合伙税制的设计和解释,但是在分析有限合伙人权益应否构成非居民企业在华"机构、场所"这一问题上,税法的考虑可以有别于民商法.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中国合伙税制的选择,而非民商法中合伙制度的发展.     

“名”与“实”:社会抗争与社会抗拒的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学界存在把社会抗争与社会抗拒等同看待的错误认识。通过"名"的辨析和"实"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指向、性质及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社会抗争属于"依法抗争"范畴,对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正功能;而社会抗拒带有"以法抗争"属性,负面影响较大。在我国转型期社会冲突的现实图景中,社会抗争行动已经普遍化,社会抗拒行为尽管量少但已成为社会风险的一种新动向、新趋势。     

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     

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救济体制的廉政监督旨趣

@@ 在古代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1]是可以依法律或惯例加以救济的.法律规定或习惯认可的救济途径或方式也不少.这些途径或方式的设置本意,也许主要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益,而是为了方便国家廉政监督,主要是作为廉政监督途径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在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权益救济制度和惯例时,应特别注意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千万不要简单地等同于近现代法制的"权利救济".     

中国法制的反思与重构——京城部分学者访谈录

中国思想理论文化界所迈出的每一步,无不作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而昭示于海内外.在反思已经过去的中国十年法制和开始新一轮法制的时刻,记者在京城感受到一大批在深化改革中,为创造和重构未来中国政治与法治氛围的知识分子精英的那股执着的抗争精神与强烈的使命感和理论勇气.     

声音

“做企业就要面临挑战，天天都在爬山。现在处在网络经济解决假货、走向正面的过程中。但网购可能是解决中国假货问题的最好良药。”     

淘宝反腐:四人“廉署”VS 内部“黑社会”

上亿消费者，几百万卖家，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曾经一度为假货所困扰。现在，7000人的团队内部腐败则成了比假货更可怕的麻烦。     

试论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中央馆部与地方督抚之争

自清末修律开始,中国司法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是历史性的,意味着以司法独立为取向的新体制取代传统的全能型"衙门",其核心内容就是将原属行政机关的审判权剥离出来.围绕司法权的这种转移,在中央引发了法部与大理院的争执即"部院之争";在地方,各省督抚也不甘于原先拥有的司法权被剥夺,对中央所拟地方司法改革方案进行了抵制和抗争.     

1943年的献"九鼎"闹剧

筹划献鼎 　　 1943年年初,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即"中美新约").与此同时,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和英国驻华大使和印度代表,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即"中英新约").这两个条约在同一天公布,似乎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盟国的中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而获得的权益. ……     

知识产权保护“两条腿”走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假冒产品的数量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和扩大。假货的生产和销售已经对中国建立创新型社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对中国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国家的税收、对中国市场经济诚信体系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打击制售假货已成为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呼吁政府和企业努力携手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保委”)由此应用而生。目前,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家跨国公司加入了品保委,品保委作为一个在华有着巨大投资利益的特殊群体十分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打假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刘万忠参与了品保委的大量工作。     

荒谬与反抗——读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

"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是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加缪这样看这个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时,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眼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神话。加缪的一生可以这么看:在悲观中乐观地生存,积极地介入生活与社会,与命运抗争,与政敌抗争,与一切不正义的现象抗争,他爱生命,爱艺术,他承认生命的荒谬,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虚无主义者。     

山寨乱象何时休

最近一个时期,"达芬奇"家具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人们惊呼别让"天价假货"屡屡出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们认为,"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从本质来讲在于企业的诚信缺失,而政府的监管无力也起了推波助澜之力。透过"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要思考的还有很多。     

奢侈品售假潜规则触目惊心

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近1／4的奢侈品，但这些拿真金白银买来的奢侈品全部可靠吗？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品牌直营店和获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海外代购渠道相对安全以外，而其他购买方式都可能已经不同程度上地暴露在假货的风险之下。     

法院如此判决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15"是一年一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一天,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大型晚会,深入揭露行业黑幕,进行权威发布。每到这时,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事业。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台晚会就能实现的,要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年"3·15"来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都要表彰上一年度维护消费者权益表现突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事)例,并向相关法院和组织机构颁奖。今年获奖的主要案例有:     

网络打假迷魂阵

自从网购火起来之后,假货的话题也火了.2009年, 占据国内网购80%以上市场份额的淘宝网,全年实现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同是这一年,淘宝平台的假货问题受到空前的关注,在陆续在保健品、出版物等行业推出卖家准入制度之后,又在年底宣布投入1亿元,联合品牌商共同打假.     

政治参与影响健康吗?——来自集体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政治参与对健康的作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论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分别从集体和个体层面考察了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体层面上,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如基层选举、社区参与)对社区人口健康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对社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负效应会因社区公共品供给增加的补偿机制而相应地减弱。个体层面上,体制内政治参与(如社区参与)有利于居民的自评健康,体制外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则不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二者均通过"自我效能感"发挥中介作用。论文验证了政治参与的"心理赋权"作用,其"工具性"作用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在社会转型期,为了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应引导更多有实质性意义的体制内政治参与,减少体制外政治参与。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理应成为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重大社会课题。需要从农民工维权机构、农民工协会组织、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市民待遇消除歧视、农民工权益保障论坛等方面努力,不断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