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量刑视野下的“人脑”与“电脑”之争——倡导工具主义立场的“电脑量刑”

不少民众认为电脑量刑就是利用电脑代替法官的人脑进行量刑,这明显是一种典型的误读,不过不少学者仍然看到了电脑量刑背后存在的大量弊端从而对其加以否定,于是在电脑量刑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采纳电脑量刑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其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实现量刑的统一以及加速法治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浅析电脑量刑的技术实现——以《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发为例

电脑量刑系统是一种模拟人类量刑智能的人工智能软件。该软件在技术实现上要基于一定的量刑理论和方法,一般应由知识库和程序代码两部分组成——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现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软件设计应尽量满足柔软性好、操作方便、扩展性强等要求。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     

国外量刑建议制度考评与借鉴

量刑建议制度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推行的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 ,它都是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重要制度。对我国而言 ,量刑建议制度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制度。     

“电脑量刑”：在争议中前行

今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只需短短几秒钟就会“算”出被告人该判何刑。人们称之为“电脑量刑”。     

论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制度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拟建立一种抗辩平等的诉讼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下的我国律师在辩护上并没有与检察机关实现对抗。庭审控辩对抗理应包括定罪与量刑,然而庭审只有定罪,不公开对量刑进行辩论,由法官通过办公室协商、庭外非正式调查及采纳意见完成,辩护律师对量刑不管是在庭审前的建议或是在庭审中的答辩均影响甚微。辩护律师在量刑建议上的缺位,不仅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施,阻碍了我国诉讼的公开化及透明化的建设进程,必须予以重新构建,让辩护律师有效参与量刑。     

“量刑规范化”解读

石经海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导致执法不公、权力滥用的重要根源。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本文结合行政执法实际,阐述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原则和措施。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行刑法治

随着我国法治理念和法治事业的深入推进,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监狱行刑领域的法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国家治理创新议程。依法治国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其对于监狱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行刑法治"既是对于行刑活动规范化要求和法治化构建的重要概括,也是我国现代监狱实践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监狱行刑的基本理论,着重从学理层面探讨行刑法治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和重大意义,为监狱领域贯彻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寻求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     

论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 ,保安处分立法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保安处分立法的宗旨同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相一致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它是治理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的需要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保安处分立法能弥补刑罚的不足 ,达到完善我国刑事制裁措施的目的。     

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思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如何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当前司法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平等原则要求司法工作必须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坚持公平与正义的目标;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适应平等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必须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包括程序平等与实体平等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