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理性的批判向度——从《启蒙辩证法》出发

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并引以为傲的能力，科学则一直标榜“理性”的大旗。近代以来，“理性”被科学发展到了极致，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则使人们开始质疑理性，质疑自己的能力，进而质疑人自身。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特剐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则为人类理性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代的哈贝马斯才能够进一步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     

伦理学视野下的“情本体”思想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价值

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纲要》一书阐释了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的伦理哲学思想：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提出了两种道德及“理性凝聚”概念，论述了“情本体”思想。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哲学思想中的“隋本体”思想，对重新确立道德的神圣性与崇高性、构建当代的伦理道德以及更新当代道德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

我讲的这个题目“‘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恶”在这里应该是个动词，念作“WU”而不是“e”。“羞”呢，大家差不多都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讲，对自己的不当的惭愧就是“羞”，对别人的不当的愤慨就是“恶”。基本是这样一个解释。那么，关于道德意识的来源，我讲的是一个现象学的题目。讲伦理学，一般是讲规范伦理学，是讲“应当”的问题，但我这里谈的伦理学问题不是“应当”的问题，而是一种我称之为现象学的伦理学。现象学的伦理学，这个名称不是太好，因为规范伦理学应该比现象学的伦理学范围更大一点，确切一点讲，应该叫描述伦理学，或者干脆叫伦理现象学可能更好。     

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中西”之辨——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有感

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从探寻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演进规律出发，认为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亟需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位。笔者结合张康之教授在书中的相关论述，以行政伦理学的理论建设为主题，探讨中国行政伦理学的现实基点，论证行政伦理学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等问题。     

论康德的道德哲学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康德思想具有重要地位.他设立了三个悬设,即灵魂不死、自由和神的存在,作为自己的伦理学与哲学的基础.他的三个设置,既是一个先天的命题,无须论证,又紧紧依靠于理性.他所设置的神,从其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因此,理性应该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而自由则是对理性的遵循.幸福源于人的世俗的需要,因此,康德并不看好幸福.     

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续完)

本文论及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出现了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有较新的挖掘。 本文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今后欧洲哲学将在知识论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来“化解”宗教和神学问题。     

监狱检察的三种模式

传统的监狱检察实行“派驻检察”模式，其常态进驻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便利监督的理论基础之上，因独立性不足而面临着检察质效不佳的现实困境。以问题为导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改“派驻”为“巡回”的试点，以“独立监督”为理论基础的“巡回检察”模式，面临着改革成本与成效的双重质疑。试点地区将传统经验与试点方案结合起来，选择了“派驻+巡回”的新模式。三种监督形态下，监狱检察也得以从形式层面进入到了强调有效检察的实质层面。以监狱检察的三种模式勾勒出来的监狱检察制度的改革之路，呈现出现阶段更加理性、务实的改革观。     

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伦理内蕴

什么是“伦理’”？“伦理”与“道德”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它们的区别何在？倘若这样一些基本概念都没能廓清，要想建立起伦理学完整的价值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论题的目的，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伦理学”这门学科名称不是我们本土的产物，是日本人翻译西方有关著作时，借用“伦理”这样一个汉语而传入我国的，我们还是还其本来面目：“伦理学”（ethics）是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y），是对道德至善的哲学思考和理论阐述的思想体系。而不是“道德学”，不是为各种道德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作理论注解或辩护的。从…     

律师伦理学探讨

律师伦理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这门学科在我国尚处在初创时期，因为这样研究的人甚少，研究起来也较为艰难。然而律师的实践活动和人民的伦理观念，却十分需要我们加强对律师伦理学的探索与研究。本文拟从有关方面对律师伦理学作一些分析归纳，以期对律师的实践活动有所禅益。一、律师伦理学的概念与性质伦理学是一门板为古老的学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人伦”、“道德”概念和“人伦以为理”的说法。到了秦汉之际，形成了“伦理”概念。所谓伦理，就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①。在我国古代没有伦理学的概念，现在使用的伦理…     

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

本文论及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有较新的挖掘。 本文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今后欧洲哲学将在知识论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来“化解”宗教和神学问题。     

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概念。虽然在我国《公司法》中已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公司社会责任有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之别。前者可被称为道德化的社会责任或广义社会责任,后者则可称为法律化的社会责任即狭义的社会责任。通过分析道德化社会责任在伦理基础上和经济效益上与公司法基本理念的冲突,可以得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应采狭义的即法律化的社会责任概念。只有在关涉公共利益时才需要适用公司社会责任原则来考量公司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我国当前制度伦理建设问题初探

制度伦理是指对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并保证结构规范合理化的基本制度的伦理考量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或状态。制度伦理建设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各国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之路,它能促使社会成员"行善若性然,"使某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使国民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高度责任感,而这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伦理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论作为禅宗伦理经典的《坛经》

《坛经》作为禅宗经典也是一部禅宗伦理典籍,佛教作为伦理性宗教的特点在《坛经》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坛经》建构起了禅宗伦理的道德形上学,即心性论或人性论的三主题:心性清净、本有佛性、本有智慧;又以如来藏理论解释了恶对于人的本性显现的障碍作用,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道德认识的内省式方向:明自心、见自性,以及道德修行的无修之修的特色...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道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道家为中国伦理提供本体论基础,弥补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本体缺失的不足;道家的隐世避世为入世的伦理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使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的建构成为可能;道家在儒家的人伦原理之外提供了一套扬弃人生和人伦矛盾的人生智慧。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     

信息伦理学的兴起及其内容、视角

信息伦理学是指研究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信息伦理学尽管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应用学科，但它的出现却并不意味着传统伦理学的断裂，而是传统伦理学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在新型的信息伦理学研究中，可以吸取功利论、义务论、美德论三种不同视角各自的长处，以形成一种综合的理论视角。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当代青少年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研究

网络伦理道德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延伸。加强青少年网络伦理道德建设，需要做到网络自律与网络法规相结合，信息素质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网络道德引导与网络平台建设相结合，网络道德教育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相结合。     

论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注重培育国民＂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注意多重德育方法的运用,法德结合,以法律促道德;构建了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在道德教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成功的道德教育经验,并在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道德的本质

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在伦理思想史上,主要表现为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之争;在当今学界又表现为道德规范说与道德主体说之争。道德的本质应该是在规范性和主体性的矛盾统一中,非强制地反映和调节社会性利益关系的具有伦理价值的一种实践精神活动。     

重思他者：动物问题与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解构

德里达批判性地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运用到了动物伦理领域,他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中的他者,而且它们比他人更加他异,是他者的他者。动物可以让我们更激进地重思主体性。哪怕是列维纳斯的“我在此”这样强调受拣选性和被动性的主体性,在德里达看来也还不够激进,并且太过人类中心主义。他通过列维纳斯“您先请”的伦理原则,进一步把这一主体性推进到了更为被动的“我跟随”。“我跟随,故我是”,而我所跟随的不只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通过将列维纳斯的好客理论批判性运用到对于动物问题的解读中,德里达进一步拓展了其“质疑主权”的主体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