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正>2018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提交《关于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提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答复。答复中表示,司法实践中在取保侯审决定和执行方面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提案经过深入调研,既指出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针对性强,对完善取保侯审法律制度和改进有关执法工作,具有重要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对提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答复还对提案提出的四个建议逐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     

浅谈取保候审制度的立法完善

现行取保候审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取保候审适用比率低,且有二成不当适用;取保候审手续不全,档案管理混乱,《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对保证人罚款决定书》以及《没收保证金决定书》等取保候审文书不齐全：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时间长,普遍超过12个月：运用直保方式取保候审的少;刑拘后取保候审比率相当高：运用财保方式取保候审的比例大;落实取保候审后续措施的少;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从司法实际情况来看，适用率非常低，其中有些规定还不是很完善，并且在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取保候审制度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的归纳，反思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向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保障人权。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法律思考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稳定、遏制违法犯罪、提升社会全民的道德素质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未成年人处在人生道路的成长阶段,个体能力、生活经验、判断是非的能力都是十分的有限,更谈不上具备助人脱险和与犯罪分子作正面斗争的能力。法律规范要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必须切实的维护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这就要求全社会行动起来,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要过度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要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的"见义而为",在法律与道德中体现出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也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批判与改造:取保候审制度解读

本文主要以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为线索 ,对取保候审的属性、运作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探求改造取保候审制度的出路 ,即立足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释制度经验 ,在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基础上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释制度。     

近代中国对外国公司的管制及其法律制度

羸弱的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之下,特别是领事裁判权制度,导致晚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根本无力对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必要的管制.因此,历部公司法中基本没有对外国公司的规定,直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修改<公司法>时,才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公司法律制度.考察近代中国各时期政府对外闰公司管制及其法律制度,可以得出结论:外国公司不仅仅是公司法上的一个基本的法律制度规定,在它上面还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意蕴.     

对中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探析

随着网络在国内的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比例大大增加,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和网络安全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减少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和加强我国网络安全建设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合作,网络管理单位自身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四维审视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实践交往的产物,其规约着社会的行为方式,调节着人们的交往形式,为人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发展现实,兼顾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制度结合的时代产物,其在保障社会及人的发展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内含历史、科学、价值、实践四重维度,其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生成性、先进性、人民性、实践性特征的同时,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内涵。     

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正>未成年人是家庭和社会的希望,也一直是国家、社会致力保护的对象。我国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都明确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过全社会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以司法保护为基础,社会保护、学校保护和家庭保护为主体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对取保候审几个问题的探讨

取保候审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适用范围较广、适用频率相对较高的强制措施,但其在适用中尚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对取保候审的名称、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取保候审的优先适用及取保候审的期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略论完善中国电子票据法律制度

我国票据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相关法律制度没有明确电子票据及电子签名的法律地位、缺乏专门的电子票据法律制度和配套规定等问题。应该在借鉴国际立法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修改《票据法》或者先出台规范性文件对电子票据进行规范,待时机成熟后再以法律、行政法规形式制订电子票据法律制度的路径,完善我国电子票据法律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法律制度研究

梳理我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度演进,探析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范围,可看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功能在于保障公众健康权、规范产业发展及有利于食品安全监管.我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内容的形成,应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其他省市的地方标准、专业文献和试验数据为基础;应健全与完善标准评审委员会制度,改进委员遴选机制,完善会议制度;并注重以多种方式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对地方标准的意见.     

中国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如何为涉外经济服务

这是一组专题报道,包括《中国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如何为涉外经济服务》等三篇,对中国在近几年如何大力加强法律建设和恢复律师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通过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涉外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具体介绍中国的律师如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地为客户服务。     

审视中国灰色收入

何谓“灰色收入”?改革开放前,内地还没有灰色收入这个词;改革开放后,经济日趋活跃了,社会各类群体的收入也就随之出现了多样性。人们把合法的工资、奖金、补贴等称为“白色收入”,把违法收入称为“黑色收入”,至于还有那么一种介乎于“白色”与“黑色”之间的收入,人们说不清道不明,更多的时候是不便点明,你知我知就够了,于是便有了“灰色收入”的叫法。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灰色收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开始活跃,个人有了更多施展所长的机会。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浅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

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不成熟,加上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即具有了犯罪前科,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从而给其今后的复学、升学、就业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帮助失足少年重返社会,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已成为当前司法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置,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正【提案背景】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首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更趋完善。但我国封存制度的实施刚刚起步,在施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协调、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前置封存程序、检察监督缺位、缺乏相应救济措施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具体建议】1.统一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有效配置。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诸如《人民警察     

取保候审的程序化改良

保释作为无罪推定原则衍生的重要诉讼制度,在维护人权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罪推定、权利保障和控辩平衡等是保释的基本理念.在比较分析保释与取保候审的差别后,可知我国的取保候审不能从根本意义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原因是其程序的制度化设计不合理,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基本理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相冲突等.在吸收保释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我国取保候审中存在的不合理方面进行改革并使之完善,以便推动和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到有效的保障.     

论中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

对地理标志进行法律保护,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并能保持生产者、竞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我国现行法律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力度不够,因此应当从利益衡平的角度出发,在确定地理标志权法律属性的前提下,将地理标志作为商标法的一级客体进行保护,以实现消费者、特定区域的生产(经营)者、特定区域外的市场竞争者的利益平衡。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移植及其启迪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产生是近代宪政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以移植外来文化为基本内容的,其移植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内在动因。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虽受到西方宪政思想与警察制度的影响,但却缺乏近代西方警察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这就造成＂因陋就简、有名无实＂,＂形体虽具、精神尚虚＂的结局,同时没有真正理解和正确认识西方近代警察的社会功能与内涵,在立法技术、立法程序等方面均显粗糙与不成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移植的实践及制度缺失,对我国当前的警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