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我国行放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与救济

行政许可是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事务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要防止行政许可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和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强对行政许可机关实施许可活动的监督、制约与救济。如何完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为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是近年来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对我国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救济的现实意义、基本途径及存在的问题、完善措施等进行了阐述。     

论私人在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权利保障

受到行政许可行为影响的私人主要包括两类 :行政许可相对人与行政许可相关人。行政许可相对人与相关人都是行政许可法律关系的参与主体 ,都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行政许可相对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有 :申请权、知情权、无瑕疵许可裁量请求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的权利、许可信赖权、申请救济权等 ;行政许可相关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有 :程序抗辩权、排除违法行政请求权、行政介入请求权、申请救济权等。对行政许可相对人与相关人享有权利的保障是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劳动权救济制度的完善

劳动权的救济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包括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其中,司法救济又包括民事司法救济、刑事司法救济和行政诉讼救济;行政救济主要指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监察救济.私力救济主要指劳动权的自卫制度、自助制度、协商制度以及调解制度等.我国的劳动权的公力救济存在救济不及时、力度太小、成本太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从立法、执法和司法角度加以完善.另外,我国的劳动立法尚未规定劳动权的私力救济制度,其适用范围和方式还需要法律加以规定.     

试论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兼论行政许可与特许之间的区别

行政许可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我国加入WTO之后,行政许可的问题日益凸现。本文对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责任———行政救济三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介绍与建构,以促进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此外,笔者对行政许可与特许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求减少理论及实践中的混乱。     

行政许可条件设定模式及其反思

我国《行政许可法》试图建构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和期限的体系化约束机制,其中行政许可条件的设定方式决定了行政许可规制的整体效果。基于“设定规范—法律条款—单项条件”的行政许可条件构造逻辑,空白模式、授权模式、兜底模式和裁量模式构成了当前单行法律规范设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主要模式。在法律明确性原则和行政许可设定确定性规则的双重制度约束下,既有的行政许可条件设定模式面临着法律实施的困境,行政许可条件的范围和内容呈现出“摇摆的不确定性”。在平衡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确定性规则与现代行政所必需的灵活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优化行政许可条件的设定需要约束空白授权的适用、规范兜底条款的设置、公开裁量基准的内容、明确有关规定的范围,进而塑造对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层次化约束。     

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许可制度的思考

在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急剧增加的现实下,暴露出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许可制度的缺陷,应当从拆迁许可的立法、设定、审批、监管、争议救济等环节加以完善,以促进社会的法治与和谐。     

行政救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文章认为行政救济是对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权利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对行政行为实施法律救济的制度应形成一个系统,并应将行政救济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对行政救济的含义、特征、分类和行政救济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基本理论加以研究有利于立法者理性地设置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理性思考

本文阐述了行政许可行为的含义,分析了行政许可的各种学说,研究了我国行政许可行为在立法内容、实施程序方面的缺失与遗漏.讨论了行政许可的完善前提是:应该理解并始终贯彻实施行政许可制度中蕴含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为法治社会的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权利限制与权利保障——对行政许可制度的再认识

行政许可制度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从表现形式看 ,是对相对人任意行使权利的一种法律限制 ;从实质内容看 ,是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行政许可行为具有连续性和过程性 ,这是它与行政确认的最重要的区别     

论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文章对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我国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设定事项上“态度”不坚决,导致行政机关易对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理解有偏差。建议应把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设定行政许可的内容分成两部分表述,把普通许可和特许规定为应当设定,把认可、核准、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也提出合理建议和措施。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期待可能性最通俗的表述,其理论的出发点便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限制司法权的适用。期待可能性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时,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认定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行为人"不得已"的行为,基于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应当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减免刑事责任,同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减免事由,适用期待可能性时应持慎重态度,防止滥用。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实行行为之语境解读

实行行为在理论中的重大实用价值无疑给实行行为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相应的刑法理论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实行行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并不协调。危害行为的概念能够解决因果关系起因限定问题,因此,构建实行行为在我国因果关系中的言说语境似无必要。在我国的客观要件当中,没有评价实行行为的必要和可能,而只需要对危害行为作出适当的评价。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行政主体理论之变革

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当前行政主体理论遇到的问题,是与法人制度渐行渐远的结果。通过彻底摹写法人,就能够让行政主体理论继续运转下去。而目前处于上风的、仿效德、法分权主体模式之建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必须做有条件的引入。     

骗取信用证行为的认定困境与反思

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不仅涉及到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的界限,而且涉及到信用证诈骗罪与骗取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于以往实践中,直接由骗取信用证的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做法,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行为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滥用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信用证行为,造成金融机构严重损失的,成立骗取金融票证罪,即应当根据骗取信用证过程中有无真实的基础交易、被骗资金的实际用途、走向等客观方面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正确认定骗取信用证行为,建立起民刑责任衔接、重罪轻罪完善的科学的法律体系。     

在国家管辖豁免中国家行为的性质认定

随着国家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限制豁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是由合格的主体代表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有"目的标准"和"性质标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性质标准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已经从绝对豁免的立场向限制豁免的立场转变,但根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国内尚存在立法空白,因此,应尽快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适应发展的要求。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之立法及其阐释

为了维护可得利益赔偿的公平性,各国法律都从不同角度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其限制方法无非是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的确定性等既有规则。就总体来看,过错已经不再是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因素,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主要限制方法,另外原告必须合理确定地证明可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