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负责任创新视域下欧盟数字化转型战略思想研究

欧盟是数字化转型的探索者和践行者，其转型思想与负责任创新理念紧密相关，对于正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我国而言具有独特的战略参考价值。文章采用政策分析和内容分析等方法调研了欧盟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本，归纳、总结其中涉及负责任创新要素的战略思想。研究发现，欧盟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文件中蕴含了五大战略思想，分别是维护网络安全，提升数据保护能力；助力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养数字人才，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关注公共利益，推进数字公共服务；重视数字伦理，维护公民数据权利。     

中日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企业制度的比较研究

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受工业化高速增长过程强烈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伴随工业化任务的基本完成,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缓慢,面对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新课题。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主要是工业化成长阶段的产物,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资源(主要是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短缺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为了适应高速增长的需要,企业制度和组织的建立倾向于选择最有利于聚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方式。正因为企业制度的形成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成长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时,以有效积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实现高速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制度,就需要进行适应性变迁。     

从对抗性要素联盟看泰国政治怪圈的形成机制

泰国的政治发展陷入一种长期的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的"怪圈"。他信执政以来,以王室、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和农民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不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而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双方在国家发展理念、社会运动和民主机制三个层面的升级对抗,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延续。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近中期来看,保守联盟仍会保持较高的合作程度,他信派只有向保守联盟妥协,才有望打破政治僵局。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带动传统资本向新兴行业流动,加之后普密蓬时代的王室影响力式微,将动摇保守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引发泰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英国经济增长动力解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围绕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演变趋势,从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投资等方面对英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分析经济结构中具备较高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行业构成变化对英国经济形态转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说明。通过一定程度的国别比较指出,英国在人力资本深化和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资本积累上的相对弱势是造成经济低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公共政策,弥补其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短板”,就可能引领英国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

本文在对博洛尼亚进程作简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博洛尼亚进程中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并从国际化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结构要素和信息要素的国际化、质量保证体系、学生主体作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带给我们的种种启示。     

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资本

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资本未来的因素很多,但关键的应是当地经济状况及政府对华人经济的政策。本文打算以战后马来西亚华人资本发展线索为依据,结合马来西亚近期的经济发展,及当局的华人经济政策动向,对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资本的发展趋向,作初步探讨。一、马华资本将继续发展扩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人资本增幅很大,从战前的2亿美元上升到80     

东盟诸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新加坡为例

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东盟各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它们制定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与措施,包括权威高效的政府机构、形式多样的人才战略、注重集群的科技园区、与时俱进的法律框架、日益普及的信息基础设施、激励创新的企业发展政策等在消除信息产业发展瓶颈方面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着重以新加坡为例进行了分析.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研究

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

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场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治理难题频出。随着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广泛运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逐渐构建起具有协同治理性质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政策,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政策之间的耦合不断增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绿色意义不断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具化设计,重点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协同;明晰权责关系,实现治理主体协同;设定基本框架,厘清治理制度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与推进策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条件,梳理其互联互通的发展演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要素流动、区域协调、社会资源优化、“一国两制”理念新发展等层面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并梳理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历程,即经历了的守望相助、分散协同、整体联动到共同治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能源、水资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特征,发现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逐步构筑、防洪与水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加强,“数字湾区”进入快车道,但跨区域政策、市场、管理、信息等协调和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致使某些基础设施协调合作效应低、通行成本高。基于此,文章从规划治理、协调机制、数字新基建、广深双城引领等方面阐述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策略。     

欧洲经济政策结构评述

马约为经济货币联盟建立起一套全面的经济政策结构,将统一货币政策的相关职权授予欧元体系,而将其他经济政策职权保留给成员国,不过这些政策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有关多层次管理和政策协调的约束性规则的制约。协调形式最强的是已经形成统一政策的领域,包括竞争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其次是属于密切协调的政策领域,包括财政政策和结构政策;再次是协调形式相对较弱的政策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产品和资本市场政策、工资政策等。协调结构的核心是广泛经济政策指导方针,具体的执行程序包括在执行财政政策方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指导方针(卢森堡进程)、关于产品和资本市场的经济改革报告(卡迪夫进程)、有关工资增长的宏观经济对话(科隆进程)。     

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与提升路径

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是新发展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以江苏“不见面审批”和上海“一网通办”建设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建设应具备四个核心要素,即“战略—技术—组织—制度”,建议当前提升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应在增强政府数字化领导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能力、构建敏捷回应和协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制度创新能力等四个方面持续推进。     

东盟国家太空政策探析

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利益诉求,近年来东盟国家愈加重视太空发展.本文根据国家实力的差异,以是否具备独立研制卫星能力为参照,将东盟国家依太空实力分为四个梯队,探讨位于不同梯队的东盟国家的太空发展战略,并对其太空政策进行评估.具体而言,东盟国家不仅在全球太空格局中崭露头角,而且尝试加强太空技术研发领域的协同合作,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东盟国家太空发展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和外部依赖性,且美国的太空霸权使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东盟国家进军太空在未来不仅会促进太空多极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太空竞赛.对中国来说,东盟国家渴望进军太空是一个重要机遇,双方在此领域可以开展必要的合作.     

韩国人才培养政策及管理体制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和发展 ,人才的开发、培养与管理成为加强国家竞争力及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如今世界各国为确保人才优势而进行的竞争相当激烈。从 2 0世纪 6 0年代起 ,在政府的主导下 ,在经济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相关的人才政策。政府在实现每一个“经济开发 5年计划”的过程当中 ,都根据对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水平和人才数量的预测 ,确定人才政策的方向 ,并为及时供应所需人才 ,多次进行教育改革 ,修改相关制度。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韩国政府还适时地改变了其人才培养政策的重点。如 2 0世纪 6 0年代主要培养轻工业人才…     

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与我国利用外资

国际资本在资本流量、流速、流向以及流动方式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入世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提高,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会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密切关注和把握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与应对措施是极为必要的.     

韩国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整合法》

为了强化韩国金融市场和提高其竞争力，从2009年2月4日开始实行了《有关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业的法律》（以下简称《资本市场整合法》）。有一种积极的见解认为，《资本市场整合法》的施行，将会进一步稳定韩国金融市场。本文以《资本市场整合法》为中心，通过分析韩国金融市场现况、期待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旨在基于《资本市场整合法》提出有助于韩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建议。     

欧盟和中国关系中的西巴尔干问题——场域理论视角下“对手”语境的形成与启示

2019年3月,欧盟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中将中国列为体系性"对手",这是中欧1975年建交以来首次做出的定位。在具体实践中,欧盟如何打造中国是"对手"的逻辑,又如何构建中国是"对手"的话语体系?针对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使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中欧关系中的西巴尔干问题作为案例,详细分析在欧洲的政治、舆论场域中,视中国为"对手"的语境形成的具体内涵、逻辑,以及关系、资本、惯习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有关"一带一路"在西巴尔干建设问题上,欧洲政治和舆论场域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中国是"对手"的话语表达,无论欧洲议会还是智库都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观点。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西巴尔干舆论场域的情况,指出欧洲舆论场域的自主性发展日益受到惯习、资本等限制,更加倾向于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观"而非基于事实的"是非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改善中国在西巴尔干问题上国际舆论话语表述的政策建议。     

欧盟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投资转向:理念发展与政策评估

通过对欧洲社会保障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双重反思,以安东尼·吉登斯、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为代表的欧洲学者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社会投资"思想,为重建欧洲福利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接受了"第三条道路",以就业参与、人力资源培育和家庭服务以及儿童保育为三个核心要素的社会投资政策逐渐体现在其社会政策和就业政策改革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紧缩威胁到了社会投资战略的执行,但是危机也为欧盟进一步推进成员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