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美国情报机关预算信息公开——以“阿福特古德诉国家侦监局”案为例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涉及情报机关信息公开的诉讼最为敏感和引人关注。2005年6月30日,史蒂文·阿福特古德就国家侦监局拒不公开"2006财年国会预算说明书"而起诉了该机构。双方立足于《信息自由法》和《情报授权法》的关键条文展开了激烈争辩。在庭审过程中,上至国会参议员,下到美国民间机构纷纷参与其中,充分展现了美国情报机关信息公开诉讼的复杂博弈特点。虽然,庭审的最终结果是原告胜诉,但透过本案可以发现,美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着偏袒情报机关不公开政府信息的特殊程序规定,这不但与《信息自由法》的精神相悖,也给司法机关维护公民知情权设置了巨大的法律障碍。     

日本的死刑执行公开制度——兼论死刑执行信息公开的限度

日本古代死刑执行经历了由公开到限制公开的过程,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对于死刑案件采取了更为保密的措施,当时日本的死刑制度处于机密状态。2010年8月28日,日本法务省首次向新闻媒体公开死刑执行的刑场,这一做法并没有公开死刑执行的过程,是死刑执行信息适度公开的一大创举。     

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

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私营部门,以及美国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是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政府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公开披露情报,注重各色披露平台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以拜登政府为关键节点的公开披露平台网络。从披露的内容上看,此次公开披露情报不仅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陈兵俄乌边境的人数、装备及其动态),且涉及军力部署背后的战略动机(包括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前景、时间和理由)。拜登政府在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有其深刻的战略逻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俄混合战争。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为使这两种手段产生最佳效果,需利用信息战为强化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制造舆论氛围,但俄罗斯在舆论宣传领域的相对优势制约美国信息战的舆论影响。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并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国家情报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助推“预先驳斥”,以国家情报作为“预先驳斥”信息战的关键主题和内容的素材,并凭借协调、合作的披露平台网络,扩大、提升关键主题和内容的...     

如何提升政府的透明度:新加坡的做法和启示

提升政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目标,有助于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新加坡是世界上政府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流的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最为清廉的公务员队伍。我国与新加坡同处亚洲和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首先对政府透明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了政府透明度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最后,文章总结了新加坡对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启示,即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十七大以来的社会管理创新——十七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与举措

策划人语 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岸田内阁官邸主导决策特征及其实施困境——以“经济安保法”的出台过程为例

为有效应对此前政权遗留的官邸决策弊端并谋求执政长期稳固，岸田内阁在政府决策上一方面延续官邸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在官邸决策过程中寻求兼顾与外部决策主体的意见协调。作为内阁“看板政策”推进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安保法”的制定出台过程中，官邸主导的“延续性”及“协调性”特征均得到了明显体现。但在官邸主导的实地推进中，岸田内阁仍受到来自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缺位”的严重制约，进而导致官邸主导实际政策效果整体不佳。加之制度及国内政治因素层面的相互影响，首相亦难以破解其在政治领导上的不力困局。伴随执政基础的长时期弱化，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的整体前景也难言明朗。     

让政府看得见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已收到公众意见31万多条,是有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普通公民提交意见最多的一部法律草案。这充分说明了国人对《预算法修正案》的期待之高、寄望之深、议论之多。须知,现行《预算法》于1995年施行,17年后开始酝酿第一次修订,既是公共政治参与的宝贵尝试,也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     

韩国政府与大集团企业关系的演变

韩国政府与大集团企业关系的演变苏盛飚６０年代，韩国政府为了给当时临窘境的本国经济注入活力而努力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行政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政府运用“行政选择”的办法极力扶植大集团企业的发展，并通过这些经济上的“航空母舰”为四小龙之一的业绩打下了最初的...     

从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嬗递与创新进路

基于制度均衡理论,梳理与测量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需的历史嬗递与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给历经萌芽、初创及确立、稳步发展三个阶段;环境信息公开主体、公开范围、公开时限与方式的制度需求呈现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供需数量均衡度和结构均衡度处于优质均衡与基本均衡并存格局,制度供需内容均衡度则呈现轻度失衡与严重失衡共存状态。根据制度供需均衡分析结果以及制度需求强度现状调查结果,遵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进路,按照制度改革的优先级排序,应从不断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明确并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与公开程度、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破解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改革创新面临的困境。     

新加坡政府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建设的策略与启示

新加坡政府在信息化方面的战略规划由来已久,目前正在实施的智慧国2015计划更是政府重视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体现。新加坡政府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的成就得益于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全面、开放、双向的公共服务平台,多个部门、一个政府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优化政府信息化传播生态的管理机制。新加坡的经验给我们许多启示:提高政府信息传播平台的开放性和服务意识;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提供公众参与的渠道;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提高部门协调能力;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     

合作共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治理理论主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的多元、民主、合作,以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和作用日益扩大。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致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这要求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扩大公众参与...     

泰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分析

泰国经济政策市场上的供给方包括权力精英、专家官员、国会和政党 ;需求方则包括公众选民、经济性质的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经济政策正是多个供求方相互作用 ,讨价还价并达成妥协的结果。作为公共物品的经济政策是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 ,但市场本身却缺乏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机制。从泰国的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上看 ,除行政机构和国会外 ,市民合作机构的参与是该国经济决策机制的一大特色。此外 ,还有外部因素的干预。     

英国文官制度及其改革

英国文官制度是现代公务员(文官)制度的范本,为许多国家所仿袭。自150年前诺思科特-屈维廉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报告提出以来,英国文官制度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最新一次改革中,英国政府裁减文官人数,以合同雇佣制取代终身雇佣制,设立行政执行机构,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供应物品和服务的职能区分开来,要求各部和行政执行机构制定和公布"公民宪章",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收到了减员节支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并从根本上变革了文官系统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的共振:开放、共享与前瞻

随着21世纪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大数据时代。开放、共享与前瞻构成了大数据的基本发展理念。服务型政府作为与时俱进的政府,是以资源开放为前提,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开放性政府。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共享性的政府,它会主动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引导其他治理主体合理地分享信息...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本文探讨了朝鲜战争以来中美政治军事危机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双方危机行为的主要因素,对比分析了两国在危机管理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作者认为,要避免今后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应当对双边关系做出清晰定位,防止“敌人意象”被重新激活。两国应当对于对方的决策机制、危机管理的观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务实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双边问题和涉及第三方的问题上,需要完善政府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建立危机防范机制。“有理、有利、有节”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直是中国处理对美危机的重要原则。在新形势下,这些原则需要加以补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联邦政府改革

1993年至今,美国联邦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1993~2000年期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重塑联邦政府”的运动,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改革。布什政府正在进行以“总统管理议题”命名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管理、运用竞争资源、改进财政管理、推广电子政府、预算和绩效整合等五个主题。联邦政府的这两次行政改革,反映出现今公共行政发展的某些趋势,或许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以1935年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个案

公用事业价格议定是近代市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充分参与其中，是衡量市民权是否充分伸张的指标之一。1935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在沪日侨通过用户代表请愿、工部局日籍董事力争、纳税人提案和日籍电话专家介入调查等方式，对租界市政决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行政阻力，影响了电话价格厘定。公共租界相关议政和决策机制的存在，使日侨民意表达渠道保持了相对畅通，近代日本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官员GDP崇拜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被外界称为“中国奇迹”。有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发展主义政府，并且将当代中国的政经关系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强调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各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干预，深度介入经济发展，地方官员更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

本文主要分析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中国观及其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调查数据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而对中国的情感性态度和信任程度却很低 ,将发展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文章认为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通过形成“舆论环境”作用于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在不同的决策背景、问题领域和政策进程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特别是总统本人对公众舆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