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涉外民商事争议呈现出的数量增多、类型多样化特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密切相关,使得司法实践中处理纠纷所依据的外国法查明立法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针对现阶段查明责任分配不清、查明主体态度消极、查明途径与期限模糊、滥用无法查明等减损制度运行实效的瓶颈问题,应该通过改进立法设计、发挥司法主导作用、补足配套措施三条路径加以改进,由此构建相对完善的外国法查明制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中的企业环境责任

问题的缘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截至2019年7月,我国境内投资考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408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9年1~7月累计实现投资4329.2亿元人民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491.3亿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达8201亿元人民币。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承担人权责任策略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临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的复杂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发展机遇与人权相关风险的双重挑战。国际工商业与人权议程尤其是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人权责任。我国可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可以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与政策;制定工作指引,建立监管体系;制定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在企业层面,应当把尊重人权原则纳入公司治理;主动发布人权履责报告,加强对话与合作。     

中国“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与“一带一路”倡议

二战之后,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内,中国的角色首先历经了从“体系外革命者”到“体系内改进者”转化过程。时至当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践行其内生的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中国又开始逐步获得“体系外变革者”的新角色,而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扮演这一新角色的重要平台。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体系内对中国实行规则上打压的不断升级及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持续加剧,中国在体系内存在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还有可能被挤至体系外。鉴于此,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推动和引领创建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稳定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具有深远的特殊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反腐中国特色的重构——以铁企的海外经营为视角

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对于设施联通的基础性需求加之中国日益精进的铁路建造技术,为中国铁企大量走向国际市场作了铺垫,但铁企的海外腐败问题却缺乏有效的制约。一方面,铁企的海外经营需要处理东道国政治生态、腐败状况和法律冲突;另一方面,相关法律配套机制不完善、国内外反腐资源分配不均及企业自身管理漏洞等三方面问题也亟待解决。为助益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健康发展、呼应国内反腐高压及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宜合理配置反腐资源、完善法律配套机制及加强沿线各国对话协商,通过多种路径重构我国海外反腐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下保加利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鉴于保加利亚在"一带一路"经济圈上的特殊地位,论文以比较视角分析了保加利亚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国的差别,认为两国在著作权领域主要是权利内容的不同,专利和商标领域体现为申请程序与司法救济程序的差异,动植物品种与生物技术发明保护表现为保护水平的区别。不同产业的中国企业进入保加利亚从事商贸活动,需有针对性地关注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建议文化创意型企业重在考虑著作权内容及其保护期限,一般工商业企业应重视专利和商标的申请程序及司法救济,农业或农业加工企业应关注动植物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一带一路”背景下熊猫债结构性问题的制度出路

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向中国投资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俗称熊猫债。熊猫债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金融创新工具,但熊猫债自身存在结构性问题,其发行人类型多为政府,企业发行人绝大部分来自香港地区,且以私募为主,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背离。我国简单移植欧盟会计审计监管的"双边认可模式",由此导致我国会计审计对外开放严重滞后,这是造成熊猫债结构性问题的主要法律原因。从制度上解决熊猫债的结构问题,需要放弃"双边认可模式",建立中国版的"单边决定模式",依据国内法规制境外会计审计的准入问题,实行政府审批制,同时对重点国家(如"一带一路"国家)的会计审计制度与中国会计审计制度是否等效进行评估。     

发展中国国际仲裁推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

“一带一路”沿线横跨亚欧板块,涵盖东亚、东盟、中亚、南亚、西亚、中亚、独联体和中东欧共65个国家。沿线各国的企业与投资者在开展频繁的商事投资与经济活动时,难免会产生争端纠纷。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必要发挥商事仲裁具有的一系列显著优点,并建立起一套高效的跨国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新加坡法律制度之比较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新加坡在地缘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具有咽喉要道与连线枢纽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一带一路共建推动的过程中,我国与新加坡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别性的法律冲突问题在所难免。这需要比较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沿革、异同及其发展趋势,协调两国的法律冲突并构建区域法制协调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律资源保障。     

“一带一路”项目的内生风险和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政府首创,并得到了广大的中国企业和很多外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一些外国投资项目中存在着多种内生性风险。中国企业除了需要做好项目投资前期的风险评估工作外,还需要在面临商业纠纷时,利用好“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合理合法地化解商业争端。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俄罗斯能源投资制度分析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更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在法律层面,俄罗斯能源投资制度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也存在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环境保护、资源开采、战略性企业管控等方面的限制性条件.从根本上说,俄罗斯能源投资制度本身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色彩,服务于国家利益.对此,我国应积极依托于自身优势,主动加强多元合作、做好事前风险把控,努力构建中俄能源合作双边机制.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班列运输规则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战略思维,将有力促进中欧贸易伙伴关系。中欧班列是畅通新丝绸之路、加强中欧合作的重要载体,但因其时空跨度大及相关国家运输法体系适用不同、通关手续烦琐、费用过高、轨距标准不一致等问题,在实际建设中存在困境。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合理运用过境自由条约、在实践中主导和引导形成运输惯例及规则、推动签订双边和多边国际运输协定、建立健全国际运输规则磋商协调机制等系列设想。     

“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话语建构的中国策

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成效取决于谈判国能否根据本国谈判目标进行规则供给,与冲突规则展开竞争,并使其经贸规则兼备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实质上的有效性等若干条件。由中国已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建构判断,中国具备了一定的规则供给和规则竞争能力,只是现有的经贸规则若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则存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规则供给不足,对正在形成的不利规则主动防御意识不够,合作型条款建构过度而应对贸易投资壁垒有效性欠佳等问题,亟需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加以完善。     

“一带一路”战略下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挑战与对策

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措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存在着碎片化、自由化程度低、覆盖面窄等问题.构建统筹和协调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面临着与重要经济体的利益分歧、高门槛的贸易壁垒、区域内法制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诸多挑战.我国需要坚持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目标,遵循主权和互信共赢的合作原则进行宏观层面的布局,推进高水平贸易协定谈判、设计协定范式,加强区域内外重要经贸安排的对接、协调和互动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破产的发展路径选择——新加坡跨境破产发展历程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新加坡配合经济发展国际化、市场化的需求,积极参与跨境破产合作和协助的磋商,通过谈判加入国际合作模式、修改国内立法等方式,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跨境破产协作关系,在跨境破产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建立国际跨境破产和债务重整主要中心的道路上稳步前进.①而这一举措也切实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新加坡跨境破产制度发展的经验为视角,在梳理新加坡跨境破产制度在规则层面的立法演变和司法实践创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跨境破产现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破产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法治路径

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保障新形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双边协定、区域安排和以《能源宪章条约》为核心的多边条约。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还应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保障中国—中亚油气管道稳定运行、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和推动中国—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政策的对接等。进一步推动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加强机制建设以及增强合作法律文件的“硬”性因素,是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投资风险——以广东省为例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国企业正在掀起一阵海外投资的新浪潮。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中国企业在拥抱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同时,海外投资并非进行得一帆风顺。由于政府中层设计和实操措施尚待完善、中介机构暂未能及时跟进做好服务、海外投资企业不少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等各种原因,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潜在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引导、扶持、协调和保障作用,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极作为、有所作为,全力以赴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