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姐”事件的亚文化思考

据亚文化的视角，“熊姐”事件体现了“校园暴力”生态、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心理结构等亚文化图谱，也警示校园暴力正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要方面。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和扮演错误，是校园暴力发生的亚文化动因，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从正确认知、心理干预、自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矫治。     

未成年人杀人案例分析及思考

本文通过对8名未成年人杀人案例的调查，对加害人年龄与被害人年龄性别、加害人地动机目的与被害人过错、加害人与被加害人社会关系、被加害人年龄与加害类型进行了分析，以图寻找未成人杀人案例中的规律。并据此提出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应该在把握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法律教育、人际交往教育、情商教育等，从而减少未成年人暴力案件的发生。     

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个体因素的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个体因素主要是指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能发生直接影响或与其他因素发生交互影响而促成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心理变项，诸如人格特质、自我概念、心理需求、情绪、压力、生活适应、智力等因素，生理因素是指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形。健康的身体以及愉快的生活，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抑郁性、焦虑、自卑、不安、自制力、攻击性等人格特质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增大；自我概念与自我认同低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情绪稳定性低、自我控制力差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个体因素是未成年人犯罪各因素的核心，其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并与未成年人的个体因素发生交互作用。     

中小学校园暴力的成因与预防策略

校园暴力频发，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已从国外的校园枪击案蔓延到国内的校园暴力事件，从马加爵杀人案的大学蔓延到“杨不管”事件的中小学，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运用访谈法与文献法，深入剖析了校园暴力的七大类型和暴力学生的八大倾向；深刻分析了校园暴力的成因（学生性格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从三大方面提出了校园暴力的预防策略。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性研究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保护一章增加了关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条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表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类地方容易诱发犯罪动机，是不良交往的主要场所，是暴力、色情等有害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优化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问题，应当在拓展公益性和教育型活动空间、惩罚违规运营场所的同时，强化家庭保护功能，抵御不良文化场所的吸引和诱惑；强化闲暇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学会辨别和选择；强化监督和教育机制，依法规范和引导文化娱乐场所。进而从根本上杜绝未成年人在“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受到不良文化的侵害。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     

从“案件中心”到“案主中心”: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的实践更新

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流程中以案件办理为核心的“案件中心”工作模式依然是主要的制度框架,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由于身体、心理成长发展尚未完全成熟,需要专业力量给予一体式、系统化、长期性支持与介入,一旦司法程序停止或结束,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将被迫终止,只有从“案件中心”走向“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的实践中,机构和司法社工可以采用“案主中心”的方式,在“案件中心”之外,为当事人提供司法保护、个体帮助、家庭教育和社会支持,尽可能地使其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这虽然与理想中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是实践中可以期待和实现的服务更新和升级。     

许煅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娘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

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青海省情况看，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犯罪暴力性、团伙性、凶残性日益明显，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对青少年犯罪的早防早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为此，本人对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未成年人网瘾及网络犯罪成因的犯罪学理论阐释

现代犯罪学中的迷乱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等均有助于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未成年人涉网犯罪亦不例外。因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化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心理暗示发生变化,网瘾既是青少年转移内心冲突的方式,亦可能造成犯罪率增加。未成年人网瘾与涉网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因素,而是在于社会情境与社会控制能力等社会性因素。预防与治理未成年人网瘾应当从强化非正式控制手段入手,通过关注亚文化、强化社会凝聚力、完善社区功能等综合机制来避免网络犯罪与犯罪转移现象。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未成年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而监狱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同样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因此全社会无疑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法律和社会的视角，以南京女子监狱服刑人员为抽样调查的样本，对“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状况”——包括生存、教育、家庭生活与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改进这些未成年人生活状况的相关对策。     

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校预防机制之构建的思考

当前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校中存在学校暴力现象，这种学校暴力，一方面严重威胁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同时也破坏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校园暴力的施行者很多是未成年人，其所以产生，有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多方面原因，本文在分析中小学校园暴力产生的学校原因及其危害的基础上，从学校的角度对如何消除校园暴力提出了一些措施与对策思考。     

社会呼唤“阳光教育”──学校德育教育之我见

有位伦理学家曾把人生道德教育过程分为养育、训育、化育三个阶段。其中养育重心在家庭，训育重心在学校，化育重心在大自然和大社会。目前，面对日趋复杂的校园暴力及青少年犯罪问题，学校应如何强化训育功能，如何强化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这已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的话题。由于计划生育、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在校学生的生源构成、个性心理、人格倾向均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以我为尊、高傲自大、自私武断、目无法纪的心理陋习已成为一大“流行色”。学校尤其是中学阶段，作为巩固思想堤防的一大阵地，加强多种主题和形式的…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立法将要发生——对刑事诉讼修法增设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考察

在目前进行的刑事诉讼修法中，社会事实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内因。在外部因素方面，则面临当着“条约必须践守”的压力和动力。在增设的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特殊程序的模式、立法的方式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当然，无论是模式还是方式，都是依靠具体原则和制度予以支撑，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石和框架。     

在“宽”与“严”之间——对缓刑适用中引入社会调查员和心理鉴定制度

缓刑作为一种量刑制度，是宽严相济政策在青少年刑事审判中的重要载体和实现渠道。“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缓刑适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最难以把握的条件之一。如果说“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是已然的事实，可以根据证据材料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分析，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未然事实的判断，法官不是先知先觉者，要从已然的事实准确推断犯罪人将来一定不再危害社会从而对其宣告缓刑，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2007年，海曙法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社会调查员制度和心理鉴定制度，通过对被告人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考察来综合评价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此作为法官把握缓刑适用的“宽”、“严”尺度。实践证明，社会调查报告和心理测评结论大大提高了法官对是否适用缓刑的内心确信，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缓刑适用条件有了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依据。以此为契机，我们认为有必要构建以社会调查和心理鉴定为核心内容的人格调查制度，在宏观制度与操作细节方面予以精心设计，使之配套协调。首先，应在立法层面赋予人格调查制度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次，在操作层面上，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人格鉴定机构，制定统一的婀巳罪人格鉴定标准》，在刑事侦查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事实后，由公安机关向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函，由鉴定委员会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出具鉴定报告。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在上海启动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今天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启动。“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在长宁区综治办的协调下，联合公、检、法、司等办案部门和社区帮教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全过程中引入心理工作方法.     

试论未成年人偏差行为及其矫治

当前，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世界各国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也随之愈加为人们所重视。这种状况缘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综合因素，包括未成年人所处的身心发育特殊阶段和由家庭环境、社会发展状况构成的成长环境等主客观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已成为一项亟待高度重视而又需要长久进行的社会系统工程。本文试图从矫治未成年人偏差行为这个角度作一分析，以期对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有所帮助。 一、对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矫治之必要 所谓“偏差行为”，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