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劳资冲突治理视角的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研究劳动关系各主体的利益表达状况,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劳资冲突治理的新视角。分析归纳我国企业劳资冲突成因中的利益表达因素,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员工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局限性;雇主在利益表达上具有优势地位;工会组织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制度性弱势";政府在利益表达制度建设上存在错位。以劳资冲突的治理为目标,需要从提高员工的利益表达能力,规范雇主的利益表达行为,强化工会的利益表达载体功能,政府要完善相应的利益表达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矛盾日趋激化。集体谈判是西方劳资冲突化解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国情的差异,集体谈判对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转型期我国的劳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位的零干预和错位的负干预所致。为此,中国劳资冲突的化解也需要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构建一种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     

转型期社会冲突的经济学视角

当前，我国处于现代化进程最迅速、最激烈的阶段，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加速转型，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日益凸现。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冲突，积极探求化解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契约失败与劳资冲突

今年上半年．世界著名企业富士康连续发生了十几起企业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由此．不少人纷纷指责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谴责其管理上缺乏人文关怀，纵容保安殴打员工等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许是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直接诱因．但是．如果结合目前整个劳资关系来看，     

农民工与业主间白向劳资冲突及解决对策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1．5亿，成为第二三产业的生力军，由此结成的农民工与民营业主间的劳资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因此，劳资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完善对话协商机制 妥善化解社会冲突——快速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问题研究

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多发,考量着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如何有效地预防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党员干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我们课题组利用党校学员遍布基层各行业的优势,采取问卷调查、专题座谈和查阅有关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我们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关键在于完善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和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治的轨道内解决冲突,用对话化解对抗。     

转型期中国社会代际问题研究——基于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

转型期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形成鲜明的代际变化。20世纪中期,鉴于西方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变迁下代沟问题日益突出,玛格丽特·米德就文化变迁下的代沟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与后喻文化中的年长者与年轻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本文通过列举转型期中国60后、70后、80后与90后人群的不同特点。在米德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四种人群的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问题,认为消除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的障碍需要代际之间对话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转型期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冲突与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行政伦理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一是现有的各种新观念与原有的旧的行政伦理的冲突;二是原有的行政伦理与现代的行政伦理合理因素的退化和弱变。由此而引发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腐败由此而找到了滋生的沃土。针对现实情况,怎样加强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成为客观需要。     

试论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问题

转型期的社会管理较之其他时期有自身的特殊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不仅需要政治体制相应变革,同时也需要社会管理创新同步跟进。本文在分析我国目前社会管理现状、问题、障碍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     

控制与化解:转型期中国冲突治理的内在逻辑

冲突控制机制与化解机制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两种基本机制,要想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就必须结合现实情境适时适当地进行交互运用。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延续控制式管理思维的路径依赖、忽视多元治理方式的现实诉求以及政府"兜底"引发的示范效应等原因,使得原本作为冲突治理者的政府常常陷入"被殃及"的境地。要想克服这一困境,政府有必要作出四个转变,即治理逻辑上从控制式向交互式转变,治理主体上从纵向等级式向横向平权式转变,治理制度上从应急性向常规性转变,治理目标上从短期主导向长期主导转变。     

我国公共领导者的冲突化解能力问题研究

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使传统的行政领导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公共领导成为区别于传统领导的新模式而备受关注。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社会环境下,从冲突化解角度研究公共领导者的能力是十分现实而且必要的。目前我国公共领导者在冲突化解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冲突的认识偏差、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缺失、战略性思想不足和协调能力差等问题,提升公共领导者冲突化解能力的思路包括决策准,执行稳;勤沟通,重互动;抓时机,辟谣传;重回馈,善后好等四个方面。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整合

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价值分化和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一元价值指导思想与多元价值思想并存的冲突,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道德价值与利益价值的冲突。了解价值分化的根源,正确认识当前价值观冲突的基本态势,探求调适多元价值观冲突的路径,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须。     

问题与对策：转型期我国公共预算改革的路径探析

1998年，我国提出了构建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又带头试编部门预算、地方各部门紧随其后，不断地尝试对公共预算进行改革。经过数年实践，人们对预算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预算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现行预算改革并未到位，当前仍存在很多缺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研究转型期我国的公共预算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如何进行改革，就成为了学界也是本文的使命所在。     

我国现阶段劳资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在职工的劳动合同、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工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在劳资关系中资方处于强势地位、政府监管不力、工人利益没有有力的表达渠道和保护机制以及职工维权意识弱等,促成了这些问题的产生.这些矛盾影响了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影响了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转移,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业主、工会、员工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完善制度、健全组织、加强教育、严格执法等.     

问题与对策：社会转型期的行政忠诚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行政领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忠诚度滑坡的问题,这是由于转型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并存与相互冲突,权力异化,行政人员角色多元化,以及处罚制约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管理实践中,都应该重视行政人员忠诚道德的重塑。要树立理性的忠诚观,规范忠诚的内容,完善忠诚的制度保障。     

“小康型”社会多维网络化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信息、交通等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引发了跨国公司"订单式"生产组织方式的流行,推动了利益严重失衡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解构了各国原有的劳资关系,瓦解了历史形成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并正在全球化平台上重构一种全新的劳资关系。"小康型"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引发了我国劳工权益整体性提升要求,已有基于个体主张的"保底型"劳工权益保障机制已无法适应劳工"增长型"的利益诉求。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差异以及国内市场纵深,实施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并重策略,避免产业"空心化",保证基本就业,提升产业价值链。同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调动社会相关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以劳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多维网络化劳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     

劳动合同法背景下的劳资平衡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引发了对劳资平衡的热议,也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分析和探讨劳动合同法背景下劳资平衡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劳动合法的践行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转换及定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又是微观经济的直接管理者,包揽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事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建立,我国政府开始摒弃过去直接针对企业的微观控制,转向间接的宏观调控。但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仍然广泛而顽固地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存在政府过当干预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现象。因此,政府要发挥有效的作用,必须转换职能,准确定位。1.社会职能──从以增长速度为中心的虚浮政府转变为执政为民、统筹兼顾的务实政府一是要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转型期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之探讨

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会面临很多难题和风险，因此必须正视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作者在肯定我国转型期行政法制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从加强建设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行政法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转型时期的行政法制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法制统一原则进行。     

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研究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社会建设问题，是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转型旨在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更好、更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落实的有效途径。能否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是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