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它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私利性、隐藏性、模糊性、普遍性是其主要的特点。根据对行政不作为现象产生原因的理性分析,我们需要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将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深入开展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探索解决行政不作为问题的现实途径。     

从食品安全规制看“三鹿奶粉”事件

新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和政府在社会性规制领域中时食品安全规制的缺位与不当,借鉴美国经验,应该从六个方面重构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建立与宏观调控相匹配的包括食品安全规制在内的微观规制体系,建立食品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风险管理系统,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重构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完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设立行政问责制.     

浅谈诚信营销—以三鹿奶粉为例

时下各式特色营销层出不穷,然而其中最根本的仍应是诚信营销,因为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和标志。实施诚信营销就要树立诚信观念、营造诚信环境、建设诚信文化、从事诚信营销活动。因此,企业经营者为了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也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实施诚信营销是一种明智选择。     

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以“安顺地戏”案为例

"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中国药品召回制度研究——以“毒胶囊”事件为例

“毒胶囊”事件震惊全国,再一次给我国食品药品领域敲响了警钟.涉事企业对待药品召回的态度方法不尽如人意,引起了人们对药品召回制度的关注.药品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因此必须加强对药品召回的监管与规制.笔者以毒胶囊事件为例,结合《药品召回管理办法》,分析了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存在的不足,并从法律规制、行政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西部资源开发中地方群众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资源导向型开发战略,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加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治理补偿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西部地区因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矛盾日益突出,给开发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重新确定利益均衡机制,对于西部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当地群众利益的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法律中“人”之形象的转换与建构——以我国民法为例

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行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人"的自我理解和想象。以近代西方民法上的"人"之形象变迁为参照,我国民法中的"人"之形象典型地体现在由"公民"到"公民(自然人)"再到"自然人"的名称转换过程之中。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塑造民法中的"人"之理性、自立、自强,而且更要不断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的人之本质,塑造民法中的"人"之热情、宽厚、高尚。     

浅析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统一——以“贾正喜侵权案”为例

大多数法理学家认为,法律推理可分为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形式推理解决的是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而实质推理解决的是结论的合理性,二者在个案中的结合将体现既"合法"又"合理"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会真正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使法律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尊重。将浅论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统一,及其在"贾正喜侵权案"中的完美演绎。     

公安检查的法律适用——以人权保护为视角

人权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而人权保护一直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公安检查是公安机关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实施的一项治安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检查主体、对象、程序的适用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加强公安检查中的人权保护对公安行政执法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刍论加强“助人为乐”道德环境建设——以“小悦悦事件”为例

广州小悦悦事件发生后,激发了民众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追问与反思。这一悲剧将近年来各类彭宇案发生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以极端的形式再次推向民众。不断发生的道德悲剧明确而深刻地告诉我们,助人为乐仅靠道德自觉和说教是无法维系和有效传承的,官方的道德价值导向回归、教育宣传模式改进和助人救助制度建立是优化助人环境建设、提升民众道德素养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抓手。     

公共事件中公众议题的嬗变——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议题大量兴起,这些公众议题成了聚集公众意愿、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通过分析"复旦投毒"案发展进程中的公众议题及其嬗变,剖析公众议题嬗变的原因,并探究政府在公共事件中如何回应社会关切议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与“不变”——以新冠疫情为例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热点时刻"。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分化、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等场域困境,因此必须在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上与时俱进,主动应变。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理论根基不能变、实现社会共同价值引领的功能定位不能变、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认同路径不能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不能变。实践中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既创新求变,又以不变应万变,共同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涉旅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研究——以“7.24张家界涉旅群体性事件”为例

随着旅游群体的增加,涉旅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涉旅群体性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旅游业和旅游景地形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社会工作和生活秩序,对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留下了隐患。基于对"7.24张家界涉旅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化解涉旅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是:加强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监督,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建立诉求表达渠道,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健全现场处置机制。     

法律规范词的语义与法律的规范性指向——以“不得”语词的考察为例

规范法学向来重视对法律语词的意义分析,这其中又以对法律规范词的分析尤显重要,因为规范词往往通过对行为模态的设定而决定着法律规范的意义。通过界定"不得"的主要禁止性规范词的地位、辨析其音义以及将规范词"不得"与作为体标记的"不得"的严格区分,规范词"不得"的准确意义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的规范性指向并将法治建设推向深化颇有助益。     

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泸州遗赠案”为例

"泸州遗赠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该案不仅涉及婚姻法中关于夫妻相互忠诚原则、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以及继承法中关于遗嘱成立、遗赠行为成立要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涉及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以及道德评价、群众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等问题。法官、公民都应当树立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的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的法律问题——以陕西华县皮影文化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地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不断传承、创新和积淀的成果,它既是文化多样化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更是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华县皮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通过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法律保护所面临的问题,等等,以华县皮影文化为典例来阐释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所面临的现状,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些许理论支持。     

涉众型经济犯罪对受害人补偿的政府角色——以“蚁力神事件”为例

在蚁力神事件和东华经贸(集团)公司集资诈骗事件中,政府对受害人进行了补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政府对受害人的补偿性质上属于特殊状态下为维稳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作为一种广泛的普遍的解决办法。民事诉讼应是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补偿责任的正当程序。我国应以解决该类事件为契机,从法律上确定政府对受害人的补偿责任。     

征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江苏通安事件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在大量进行土地的征用,在这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损且通过常规途径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于是他们就采取不正当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社会和谐与安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府部门,应充分体现自身的职责,在法律范围内治理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