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广内经验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构建纵向同轴、横向同心组织力模型，形成主动治理、未诉先办为民服务机制，围绕街区更新建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体系，通过组织引领、机制引领、价值引领，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街道社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街道围着社区转、社区围着居民转、基层治理围着问题转”的服务格局，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样本。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三重逻辑

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和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背后有其重要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及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践逻辑,并在时代背景下随着基层党建重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取向,并且已经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表明,以农为主及以农立国的时代正成为过去,一个以城镇主导及以工商立国的城市中国的来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的开放性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政府也纷纷启动和加快了基层改革的步伐。人口、资源大规模流动,市场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人们的经济社会空间日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迫切要求构建与城乡开放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的重构,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应然要义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方式。探索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逻辑的相互耦合。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正面临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组织性困境,社区治理多元力量参与有待挖掘的主体性困境,以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有待创新的资源性困境。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应以组织增能、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为核心,实现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

基层社会矛盾运动构成了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一个相对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宁波市从"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扩展和优化、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而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二次分工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丰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宁波市的创新实践产生了社会管理互动性、服务性、专业性和社会自主性水平的提高等效应。     

提升社区治理韧性的价值遵循与行动方向

提升社区治理韧性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创设和谐人居环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作为重要抓手，深入研究和遵循社区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行动方向上，注重提升基层党委的领导力，充分激发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矛盾处理的身份特征，弥合基层政治工作实践的有限性与治理有效性要求之间的张力；构建多元治理主体风险防控的共识力，通过积极动员、资源互补的方式凝聚力量，贯彻落实社会治理政策的基本思路；增强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情感力，通过激发群众情感共鸣，夯实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丰富韧性社区构建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型社区参与式治理比较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社区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最基层的单元,是党和政府团结、引领、组织和服务农民群众的基础平台,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节点。成都市双流区自2009年以来率先探索的新型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荣获"2013年度全国十大社会管理创新奖",成为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制度成果治理模式。面对成都大都市区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以及2017年四川省党代会报告提出"现代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大目标,通过实证研究以及与温哥华绿色社区治理模式比较,在经验深描基础上,分析面临的短板,为构建率先于全国的新型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太原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城乡社区治理是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太原市在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实施网格化治理、创新工作方法,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居民参与度不高、智能化水平不高等问题。针对问题,课题组初步提出构建具有太原特色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模式,以期对今后的社区治理实践有所指导。     

现代化治理下社区法治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规模日趋扩张的形势下,尽管依法治理已成为各方面的广泛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制约社区法治化发展的诸多障碍,亟待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选择为切入,理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晰不同主体之具体职责,依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社区自身建设加强、居民参与意识养成,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多元协同与基层下沉:中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文化治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从总体上看，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机制随之也发生变化。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和市民自治组成多元协同治理网络，推动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大型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成为过去式，城市基层小尺度空间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领域。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促使城市基层的街区和社区成为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实践。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     

治理单位的重构与社区改革

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与走向，也表明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单位的重构历程。在推进以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位的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和治理新模式，从中也可以看出社区改革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些趋势与问题。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基层社会治理：台湾经验及其比较

大陆和台湾本属同根同源,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如今二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对两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模式的简要比较,发现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需要通过对社区历史文化的延续、积累、挖掘,培育出一种符合社区内在要求的共同体精神,如此基层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自治系统,这才有利于社会健康稳定与和谐发展。     

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社会类型差异与基层治理重构——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耦合适配的分析视角

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既有研究多从国家治理转型和村庄社会基础视角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上下适配的分析视角，研究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目标由低向高、由少转多，且治理过程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和重要趋势。面对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治理基础，各地基层治理普遍出现结构重塑、主体再造和规则更新这一明显变化。在治理基础尚不稳定且逐渐简约化的当前阶段，基层治理体制需要保持一定的体制弹性和治理主体性。刚柔相济，理应成为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面对村庄社会类型差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构建党员下沉式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机制--基于长三角X区“一编三定”的实践

人口流动性加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变得日趋复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长三角X区“一编三定”的实践是建立在党员下沉式精准服务基础之上的基层治理机制,对于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