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华派”和“贬华派”——16至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在 16— 18世纪 ,随着中国文明的传入 ,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由于耶稣会士的影响、思维方式和变革社会的主张的不一致以及欧洲中心论等原因 ,西方思想家形成了“颂华派”和“贬华派”两个阵营。无论是“颂华派”还是“贬华派” ,他们都从中国文明中汲取养分 ,接受影响 ,并把他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和见解溶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使之成为欧洲或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主潮中的一份子 ,并对欧洲或西方产生长盛不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惟楚有才”缘何“楚才晋用”

“惟楚有才”和“楚才晋用”是两则成语典故。一曰楚国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二曰楚国徒有人才、尽为晋用。两个成语串连起来理解,虽有讥讽、暗贬楚人之意,但在历史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六年,楚国公子归生访晋归国,令尹(楚相之称谓)子木向他了解晋国的情况时说到:“晋楚两国的大夫相比,哪国的大夫     

“惟楚有材”缘何又“楚材晋用”?

成语典故“惟楚有材”和“楚材晋用”,说的是楚国人杰地灵、盛产人才;楚国徒有人才、尽为晋用。成语虽有讥讽、暗贬楚人之意,但确为历史上不争的事实。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国公子归生访晋归国,令尹(楚相之称谓)子木向他了解晋国的情况,问:“晋楚两国的大夫相比,哪国的大夫更贤能?”归生说:“晋     

说汉匈

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此说已逐渐得到方家的共识。我之所以说“逐渐地取得共识”。也源于另有别说．但难以将司马氏的说法推倒。在20世纪的学者中。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就是夏代的荤粥（即獯鬻），商代的鬼方、昆夷，西周的猃狁，春秋以后称戎狄、胡。     

唯才是举 不拘一格——读曹操“求贤三令”有感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烈士”称号的由来和演变

“烈士”一词,始见于商代。伊尹说:“大夫知人事,烈士去其私。”春秋末期孔子也用过烈士一词:“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古代所谓烈士,虽有“谓以身殉道,而不屈者”之说,但一般指临危不惧的节义之士,是活着的人。如曹操在《龟虽寿》中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元、明、清时,对战死军人,称“阵亡”或“战殁”将士,而不称烈士。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殉难者褒称“忠烈”,“烈”字之含意始有所演变。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政权,仍沿袭元、明、清时的用语,对在战场上牺牲的指战员,叫“阵亡将士”。1947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公布施行的《东北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阵亡烈士抚恤暂行条例》,将“阵亡将士”改称“阵亡烈士”。这是实质性的演变.烈士一词始成为现在意义的、最光荣的称号。     

“唱善”声里说“恭维”

弦章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位贤大夫,刚直廉洁,敢于谏诤。《晏子春秋·外篇》上记载了弦章谈“恭维”的一则轶事。说的是有一日,齐国国君齐景公宴饮群臣。酒酣之际,齐景公玩起了射击游戏,他兴致勃勃地援弓射箭,满以为可以一矢中的,没想到却射在了靶子之外。齐景公很有些尴尬,可群臣却齐声叫好,“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听到这满堂喝彩声,齐景公顿时脸上变色,不禁丢掉弓矢,唏嘘叹息。恰好这时弦章走了进来,景公便问弦章:“我射箭没有中的,为什么大家照样喝彩呢?”弦章答道:大王喜欢穿什么、吃什么,臣子们也就学着穿什么、吃什么(“君好之则臣服之…     

《春秋》经传与汉代政治

两汉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卿罕有不从经术进者;同时,汉崇经术,皇帝诏书、群臣奏议多援引经义以为依据。而当景帝时以治《春秋》公羊学的胡毋子都和董仲舒成为博士之后,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经传便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春秋》学在两汉不断发展,吸收融合了阴阳五行、法、道、墨、名等诸家的有益因素,成了一门体大精深、蕴义丰赡的政治理论学说。司马迁的如下评述,基本上反映出汉人对《春秋》经传的基本观念:“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     

感悟传统经典中的“尚贤”思想

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认为，尊崇贤才，是治国为政的根本。主张统治者要打破血统界限，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西汉大儒刘向说：“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傻。”苏轼则说得更为深刻：“贤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绝民也。”尚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思想精髓值得借鉴。     

“中国”观念的重塑——论宋初的谨辨华夷与诋佛尊经

北宋初年,夷狄雄踞边地,中原有累卵之危,华夷之碰撞促生了汉族文士匡扶华夏文明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危机感。他们谨辨华夷、诋佛尊经,以自身思想和著述转变世风、挽救危局,完成了"中国"观念的重塑,厘定了王朝在疆域、种族、文化方面的边界,并最终确立了北宋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中心地位,为维护华夏民族尊严和儒家文化传承做了大量工作。     

“更名改姓”种种

旧小说上常常看到有人说,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然而古往今来,出于种种原因,更名改姓的事却屡见不鲜,只是动机各不相同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辅助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不愿再当官,便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做起了生意。他先改名为鸱夷子皮,后又更名陶朱公,辗转来到现在的山东定陶附近,悄然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成为巨富。凭着范先生做官时的名望,甩出范蠡这张“名片”,便足以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何必搞什么劳什子更名改姓?可他     

“中国形象大使”王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素有“中国形象大使”之称。自今年4月初开始，世界又看到一位新的“中国形象大使”——根据中央人事安排，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接替蔡武出任国新办主任，而蔡武则在前不久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高校思政课“三字教学”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研究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对大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目标之一。高校恩政课教学可通过“三字教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即用“实”字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新”字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用“活”字力促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科学理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作用。     

“子曰”是一种创造

《论语》一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要读懂《论语》,首先就要读懂这个“子曰”。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单元文选:“子,男子的尊称。这里指孔子。”“子”,在春秋时代本来是一种爵位,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子”字也随之而降级:“诸侯———微子,箕子;诸侯之大夫———季文子,赵简子;士人———孔子,孟子;乃至于———小子,婊子”(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样看,“子”从春秋时代的一种爵位,变成一种对人的尊称,已经是一种降格。以“子曰”开头,是一种偶然呢,…     

“马家军”之为“军”

自古以来,军队以姓氏名之的并不很多,较为出名的就要算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了。如今,中国体坛又冒出了个“马家军”。说来奇怪,既非部队,又不操枪弄刀,不过是一个教练领着一群女运动员,称得哪门子的“军”呢?不过,先别激动,“马家军”不是自诩的,而是被体育界人士和新闻传媒叫响的,既然以“军”相称,便有得以称“军”的道理,不妨细细考察一番。     

金沙县:7000党员“八进农家”

9月16日，中共金沙县委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全县91个村开展创建文明和谐村活动。全县县、乡、村三级组织的7000余名党员积极行动起来，以创建文明和谐村活动为载体，以“八进农家”为活动方式，把“心系基层、情系基层”的要求落到实处。“八进农家”即一进农家抓调研，二进农家谋富路，三进农家办培训，四进农家促投入，五进农家抓规划，六进农家抓思政，七进农家送项目，八进农家抓落实。县四大班子党员领导都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并到点上开展了深入     

魏源首倡“师夷”

魏源是湖南邵阳 (现隆回县 )人，自幼勤奋好学。 1807年， 14岁的魏源参加县学考试，名列榜首，被誉为三神童之一。作为读书人，魏源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路，但却官运不佳。自 1822年中举之后，魏源又五次入京参加会试，却屡试不中。第五次时，魏源已 41岁，遂绝意科场。或许正是由于科场失意，使魏源才有机缘写出《海国图志》这一不朽之作，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千古名言。 　　从 1814年开始到 1824年，在入京求学以及迭次落第的这段时间，魏源交游十载，结识了大批师友，他们此后在中国政界和思想界都是显赫人物，如我们已经熟悉…     

“厚德巫溪”是怎样炼成的

“感动中国人物”姚厚芝、“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刘坤贤、“全国节约之星”龚方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赵世术、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郑子全…… 巫溪,一个人口仅54万的山区贫困县,何以能涌现出如此“海量”的道德楷模？     

共创泰州美好明天

泰州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代泰州与广陵扬州、兰陵常州、金陵南京相呼应，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称。泰州自古人文荟萃、名贤辈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泰州学派”创始人哲学家王艮、“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地质学家丁文江等，均是泰州历代文化名人中的杰出代表。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发微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命题关涉到先秦中国学术的发展。春秋社会对王道精神的丢失,特别是对作为西周礼乐文明重要载体的《诗》、《礼》本质的背离,加剧了"礼坏乐崩"的程度。而《诗》、《礼》之类的说教对于当时酣战中的诸侯已失去意义,晚年的孔子遂将王道之思寄于鲁之史记旧闻,从而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局面。孟子称《春秋》"其文则史",有助于了解孔子与《春秋》的相关度,也有助于认识早期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