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务微博运营模式初探——以北京市甘家口街道办事处为例

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政务微博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基层政府作为最接近百姓的政府机构,更应该充分利用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政务微博服务区域百姓.目前存在的运营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内粉丝不够多、运营队伍较弱、信息发布的困惑和互动交流技巧欠缺.提高基层政务微博的存在感、认同感,有效传播政府声音,要从几方面入手:创新互动形式吸引更多粉丝以占领舆论阵地、健全运营管理队伍及时解决群众问题、发挥微博群作用以扩大政府声音和公开互动交流推进阳光政府建设.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实现机制研究——以杭州市“民呼我为”数字治理平台为例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是城市社会治理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数字政府平台的建设要立足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打造数智平台统一收集民意、创新数智场景赋能为民办实事、设置数智模块实现联动督察考评等运行逻辑，重塑群众诉求受理回应机制、拓展民意管理实践内涵、健全民意回应制度体系，实现数字政府的“整体智治”。当前数字政府平台存在“软性”条件建设滞后、代表性“风景”不足、弱势群体权利“被剥夺”、使用不够便捷等问题，需优化平台建设、深化模块应用、强化数智赋能、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功能绩效。     

税务机关政务公开的意义及建议

随着创建法治型国税和服务型国税的深入推进,随着纳税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国税机关而言,不断深化政务公开,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基层国税机关在政务公开方面仍然存在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公开内容不够全面、公开效果不够理想、公开机制不够流畅等问题,影响了政务公开的效果。一、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基层国税机关政务公开的意义（一）推进政务公开是深化和谐国税建设的客观需要。推进基层国税机关政务公开,     

选择性回应裁量权：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行为逻辑

政府回应作为探索国家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有研究虽然表明基层政府会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高位推动下更加积极地回应民意,但鲜有研究解释为何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回应行为存在差异化。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等实证经验数据,尝试提出选择性回应裁量权概念用以阐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基层政府所呈现的“强弱有别”和“虚实结合”的回应行为逻辑。基层政府行使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即实质回应裁量权与形式回应裁量权,构成了非常规治理机制下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基本底色。此外,基层政府采取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往往会受到成本、历史遗留问题、可见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使得高压态势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民意行为不尽相同。     

论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以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为重点

随着信息化高速发展,短信政治时代已经来临.当前,在公民使用短信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回应意识缺位、回应主动性不够和回应渠道落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延误了现代政府参与式治理方式的构建.因此,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提高政府短信政治责任意识,政府回应由被动趋于主动;建立公众互动短信平台机制,政府回应由单向化趋向多向化;加强短信传播的管理和监控,政府回应由抵制转向引导.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对政府与公民网络互动的思考——以福州市政府电子政务为例

电子政务给政府和公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环境，使政府在这种技术环境中可以更便捷地与社会各种组织和群体进行沟通，接受社会监督，对他们诉求做出回应，并在更广的领域里为社会提供政府的服务。福州市政府在推进数字福州的建设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电子手段，构建集信息公开、政策发布、舆论引导、民意诉求、公开办事和绩效评估等为一体的“网上政府”，在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精准回应:以“互联网+”纾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创新探索

当前社会矛盾的凸显要求政府更加关注社会利益诉求,不断提升政府回应能力。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极回应、被动回应、胡乱回应、模糊回应等回应不力的现象,反过来加剧和积累了社会矛盾,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要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必须使政府的回应更加精准更加有效。为此,重庆市从精准回应的理念出发,利用"互联网+"优化基层政府回应机制,实现了问题快速识别、信息精准沟通、责任合理分配、资源有效整合、过程严格监督,有效地回应了群众诉求,较好地纾解了基层社会矛盾,对基层党委政府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精准回应社会诉求、解决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微博在实践中的作用与问题思考

微博带来了一场新的信息传播革命。由政府机构和官员开通并受到身份认证的政府微博正通过实践，越来越发挥出强大的舆论新阵地、高效沟通的互动新平台作用。但尚处在初期阶段的政府微博在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互动不够、推广不够、形式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发展，清晰定位，加强“经营理念”等。     

多元协作：基层政府创新管理的新战略--以苏州、淮安为例

基层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直接负责者，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二者之间的互动决定基层社会管理的成效。本文以“苏南”苏州太仓的“政社互动”模式和“苏北”淮安的“助保工程”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为例，探讨多元协作这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北京微博发布厅：一条回应社会关切的权威渠道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大量的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纷纷入驻微博。去年年底,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正式在新浪网上线,承担起传递政府声音、提供服务资讯、倾听社情民意和回应社会关注等功能。运行两个多月来,“北京微博发布厅”各成员单位积极发布信息,回应网友关切,解决网民提出的问题,在政民互动和网络问政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论社会回应主体

回应主体是研究“回应”范式的三个重要维度之一。在回应关系中,互动者都是主体,但客观存在“诉求主体”与“回应主体”之分。因而判断一种回应关系的性质及互动者在其中的“地位”,应以回应关系中“谁”是回应主体来界定该回应关系的类型。回应范式包括政府回应、社会回应与共同回应三种基本形态或类型。在社会回应关系中,回应主体是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群体乃至社会个体,所以社会回应关系中的回应主体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确定性三大特征。要实现社会回应主体之间互动的有序和持续,需要思考社会回应主体的培育和组织化的路径问题,并着眼于社会回应主体内部回应意愿的机制设置及外部组织化路径的建构。     

加强思想理论教育 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思想理论教育能为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理论指导、实践指引,而当前基层思想理论教育普遍存在理论研究不够充分、思想认识不够重视、教育方式不够扎实、教育师资较为薄弱等问题。因此,要通过提高思想认识,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功能;增强理论建设,夯实思想理论教育基础;加强理论研讨,发挥思想理论教育作用;培育师资队伍,加强思想理论宣传教育等途径加强思想理论教育,以推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务公开

胡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基层党务公开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有的单位公开的时机把握不好，形式不够丰富，操作不够严密，反馈也不够及时等。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党员民主意识不强，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思想顾虑；二是党员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特别是民主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尊重；     

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政务公开的实践和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政务公开工作。从十五大到十七大，对政务公开的表述不断丰富和完善，要求更加明确和具体，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务公开的推行，意义重大，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关于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思考

当前干部制度改革存在着单项改革不够完善和多项改革不够配套等问题。以“和谐发展”观为理论基础深化干部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八字方针，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即民主推荐干部、考试储备干部、考察选拔干部、定期任用干部、任期管理干部、民主监督干部。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和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下,我国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取得明显进展,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但同时也暴露出信息公开主动性不够、信息公开互动性较差、公开与否确定性存疑以及信息公开协调性不足等问题。针对现有问题,转变思想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监督问责是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翠屏区：“三式”监督推行党务公开

推行“开放式”监督。在机关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对重大事项、突发事件采取集中发布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党务公开监督小组，设置“社情民意回应栏”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