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新时期我国“农村精英”治理的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一个个具有非凡魄力和超前胆识,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卓越领导才能的“农村精英”。他们带领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率先富裕,走在了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精英”治理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精英治理”是一种模式,只有将这种模式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更好地结合,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     

重大疫情与农村治理:常态做法与改进路径

重大疫情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而农村基于村庄的零落性、群际的关联性、个体的自在性特点,遭受的挑战极大。农村应对重大疫情有些常态做法,但基于人财物等制约,这些做法可能会呈现出治理手段的绝对化甚至极端化、治理中虎头蛇尾以及疫情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农村重大疫情治理必须立足农村实际,放眼整个国家,从政策关注到农村自身能力提升全方位着手,将风俗习惯与党纪国法结合起来。     

我国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

农村治理与农村服务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治理变革之路即是农村服务体系形塑之路。农村服务体系孕育、生成、发展于农村治理变革的过程中,而农村服务体系最终将影响着农村治理的变革进程。从传统社会的农村自治到后税费时代的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在农村治理变革的牵引作用下,农村服务体系不断发生变迁,经历了"自发自为——真空——全能型管控——倒逼变革——重构"五个阶段,并逐渐激发出对农村治理变革的反向倒逼推力。在漫长的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历程中,农村治理与农村服务体系之间逐渐由单向性的牵引关系走向双向性的互动关系,逐步完成了一元单向性形塑向二元双向性互构的转变。在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的新时期,实现农村服务体系的社会化重构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客观需求,也是农村服务体系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所需。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冲突的社会功能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制度化治理

冲突是任何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面对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凸显,必须首先辩证理性地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然后,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纳入常态化的视角进行制度化治理。在借鉴社会挫折理论等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挫折重组理论,阐析了其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的参考作用。     

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矛盾日趋激化。集体谈判是西方劳资冲突化解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国情的差异,集体谈判对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转型期我国的劳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位的零干预和错位的负干预所致。为此,中国劳资冲突的化解也需要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构建一种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研究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公共冲突爆发存在诸多主观原因及客观原因。农村公共冲突治理路径选择包括发展多元化治理主体,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农村公共冲突交流和整合机制,规范农村公共冲突制动机制建设。     

控制与化解:转型期中国冲突治理的内在逻辑

冲突控制机制与化解机制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两种基本机制,要想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就必须结合现实情境适时适当地进行交互运用。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延续控制式管理思维的路径依赖、忽视多元治理方式的现实诉求以及政府"兜底"引发的示范效应等原因,使得原本作为冲突治理者的政府常常陷入"被殃及"的境地。要想克服这一困境,政府有必要作出四个转变,即治理逻辑上从控制式向交互式转变,治理主体上从纵向等级式向横向平权式转变,治理制度上从应急性向常规性转变,治理目标上从短期主导向长期主导转变。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述论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农村环境软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软治理是一种以软权力和软法为依托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规则软法化、考核评价人本性等特征,有助于克服传统硬治理模式的不足。实践中,农村环境软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碎片化、软治理机制虚化、软法体系与效力不足、治理考核硬取向等问题和挑战。推进农村环境软治理,要着力建设生态型政府,强化政府农村环境治理职能;培育多元主体,提升农村环境自治能力;构建软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合作;完善农村环境软法体系,提升软法效力;健全农村环境考核体系,强化软约束。     

突发性环境事件的演化路径

突发性环境事件是政府、组织、企业、民众等多个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环境污染的演化路径就是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的过程.通过分析环境污染的初始状态、主体行为、爆发扩散及其治理这一系列的过程,重点分析环境主体特征及其行为选择,最后发现,只有分解社会问题,对敏感主体和敏感性环节进行监测和预防,形成制度化的环境保护机制,才能降低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生及其损害.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冲突与完善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殊的产权结构使其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着社员民主控制与管理层专业化经营的冲突、＂平权式＂治理结构与少数人控制的冲突、劳动控制资本与成员利益诉求异质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守成与创新的冲突。如何权衡合作社发展过程的守成与创新是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冲突的突破口。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平正义的需要,而更新农村治理理念、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更需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做起,这是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的四大举措

近年来,伴随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村环境恶化加剧,脏乱差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农村经济加快发展的瓶颈。农村环境保护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急需解决和必须抓好的重大社会课题。     

“县政乡社”：中国农村治理模式新构想

近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以及村民民主政治要求更加强烈,对现有的“乡政村治”体制构成了直接挑战。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自治权扩大和国家权力上移,代之以更高层次的“县政乡社”新模式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遵循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党要认真研究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农村管理体制面临的新问题,适时推动其向“县政乡社”模式转变,这是构建和谐农村和巩固党执政社会基础的时代要求。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冲突治理的忧与思

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囊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但在面对频繁出现的社会冲突,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发挥存在较大问题,社会公信力不高。随着社会冲突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社会组织协同社会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必将大大增加,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创新当代社会冲突治理的一个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