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伦理的内涵及基本范畴

法官伦理是伴随着法官职业的形成,发展及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法官伦理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有相适应的一面,同时又有区别于一般社会伦理的一面。因而决定了法官伦理具有特殊的的基本范畴,公正,中立,独立,唯法廉洁,统一等品格构成法官伦理的基本范畴。     

法官职业伦理研究

司法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则是司法能否实现正义的关键所在。当然,正义是否实现依赖于司法体制的安排,但法官个人素质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包括法官的个人品格和业务素质,这二者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法官的职业伦理。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法官的职业伦理:第一,法官职业伦理的必要性分析;第二,法官所应当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第三,法官职业伦理的培养。     

法官惩戒“双轨制”下职业伦理责任的忽视与补善

本轮司法改革对法官惩戒规定了“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仅对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追究才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予以认定,而对于法官违反职业伦理规范行为的惩戒,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行为的初步表现,而未对职业伦理责任的内容予以实质化,更没有对问责程序和机制予以规范,从而割裂了法官问责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在改革中的缺位。因此,应该对法官职业伦理责任进行补善。一是构建明确、规范的责任体系,二是针对职业伦理责任追究的行政化问题,三是借助平衡计分卡的工具架构,建立法官职业伦理行为的考核评价制度。     

法官的职业伦理对行政官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官的职业伦理具有泛政治化、大众化的特点。行政官的职业伦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不相符 ,必将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在行政法治秩序建构方面 ,“人”———行政官的主观因素相当重要。通过对法官 (兼及法律家其它成员 )与行政官职业伦理的比较 ,为行政官伦理的发展与完善 ,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法官的职业伦理虽然与行政官存在差别 ,但两者根本的理念应是一致的 ,即法治的精神是法官与行政官共同的伦理基础。     

法官伦理的范畴与价值论

法官伦理是对审判职业特点、职责要求与潜在行为规范、价值选择的高度抽象,又是富有操守性的意志指引,同时法官伦理又天然地要走向制度化。公正、中立、独立、唯法、廉明、统一等品格构成法官伦理的基本范畴;法官伦理的基本价值可归结为保障司法权持续有序运行,捍卫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奠定法官职业化基础,示范社会,斧正审判活动等方面。法官伦理乃是法官职业化的基本生命因子。     

法官职业的道德义务和美德

司法伦理是一门探讨法官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法官只有具备了美德才具有道德价值。司法伦理掌握司法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性价值、伦理关系和伦理评价,是对司法、文化与法官间的协作以及一系列共同、基本的伦理价值、规范及态度之基础的寻求和建构。司法公正既意味着维护公义也意味着“善”。对于法官的道德要求,就其形式而言,都试图将法官塑造成为比现状更加完美。司法的本体世界就是一个道德世界,是法官所从属的真正在职业精神上自觉的世界。法官生活的道德标准惟有借助于司法伦理才能形成,司法伦理的目的是为法官自身建构一个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秩序。     

论法官伦理的建构——以国家伦理为基点

通过对法官伦理的必要性分析，确立以国家伦理为基点考察法官伦理的建构。国家伦理是指一个国家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性，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国家伦理为法官伦理提供逻辑前提和正当性来源，法官伦理为国家伦理的实现提供现实的转化途径。由此展开，法官伦理的核心内容包括司法公正、恪守良知、信守法律、中立超然、勤勉敬业和清正廉洁等具体伦理规范。     

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对纠纷解决有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即把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和谐视为司法的第一要务,甚至为此违背法律依伦理道德进行个案衡平。这种伦理衡平的传统产生于我国古代,因其有利于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而成为建构和维系我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伦理衡平过于主观恣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和稳定性,从而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法律衡平司法传统的经验,从衡平理念、职业法官、司法方法、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逐步实现我国衡平司法传统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的跨越。     

论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之培塑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不仅是纠纷的裁决者,在大众的心目中,他们更是法律规则的宣示者。法官的不当行为不但会诋损法官本人的尊严和声誉,而且会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虽然法官职业伦理的缺失只出现在少数法官之中,但波及的是大众对整个司法界的印象,影响的也是大众对公正的追求与对法律的信仰。本文拟从制度、法院、及法官自身三个方面来解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培塑。     

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

从法律的内在价值要求、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伦理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伦理包括蕴含在法律制度中的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法律行为伦理即职业道德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有助于法律终极目标实现的"社会医生".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重构和法学教学方法的转变.目前,开展法律伦理教育面临的障碍主要有思想认识上的偏颇,社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以及法律国家主义的影响等.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     

西方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底蕴——西方法治理念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影响

西方古代法治理念的演变一直影响着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从希腊人入手考察法治理念对法官伦理演化的影响,是因为希腊的先哲们对正义与法律的观念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进路是持久的,乃至罗马的法学家们沿着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了法官伦理的内涵。     

我国公益伦理何以需要法律维护

公益伦理的价值在于能增进人民的福祉,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公益救助的视角,遵循公益伦理的价值取向,同样能够深入公益伦理的核心.当前,我国公益救助面临诸多困境,正视这些困境,能深刻领会公益伦理应有的普世价值.实现现阶段公益伦理的应有价值,仅依靠道德自觉难以解决,必需借助法律维护的手段,以期最终实现道德自觉下的公益伦理.     

论法官的道德自觉与法的确定性

法官道德包括个人道德内在自律和职业道德外在约束,法官的个人道德又包括作为常人的道德层面和高于常人的道德层面。道德自觉的法官既可在司法程序中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又能引领社会的变迁。法官、公众以及法律三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实质内涵上都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崇敬权利价值是法官道德信念的极致,是法官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升华。法官是现代法治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守望者。     

论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机制

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机制应该是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却没有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机制的相关规定,规范的阙如导致实践操作上的标准不一,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机制的内涵、重要意义以及宏观上如何架构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机制作以论证。     

对普遍伦理质疑的质疑——兼论从普遍伦理看道德信仰的根据

信仰的终极性决定了道德信仰的对象应当具有可普遍化的规范或价值.普遍伦理的诉求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前提,它既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对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积极回应.求异避同的传统单向思维是质疑普遍伦理的方法论症结.     

论中国传统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以"求善"、"践仁"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其中,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奠定了和谐社会的观念基础,贵和尚中的伦理观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保障,贵义贱利的伦理观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精神支撑,天人合一的伦理观是形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传统的伦理文化进行科学地分析,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论法官的道德素质与司法公正

法官良好的道德素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主观条件之一。法官的道德素质状况既影响着实体公正 ,又影响着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良好的道德素质使司法公正成为法官坚定的职业信仰和自觉的职业追求 ,使公正司法成为法官自愿的职业惯性行为。多方加强法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是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伦理与婚姻法——评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

马克思所著的法学著作涉及伦理问题的比较少,《论〈离婚法草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婚姻法必须合乎伦理,伦理是婚姻法的本质所在,是婚姻法存在的根本基础,婚姻法是社会认为必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以法律形式才能维护的婚姻伦理关系的上升。以青年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所阐述的伦理与婚姻法思想观察我国现行婚姻法,我们会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与马克思理想中的婚姻法有许多一致性,可见马克思法律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仍然具有深刻影响,继续加强马克思法律思想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度伦理教育的合法性审视

制度伦理教育是指致力于使人认可、内化并践行契约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教育界的影响日益深远等,它已经悄然兴起.合法性判断是对事物是否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所以对制度伦理教育进行合法性判断是非常必要的.道德教育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包括道德伦理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和道德教育方式方法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前者具体可分为民意、文化传统和超越三重依据;后者具体可分为尊重常识道德、教育者"言行一致"、旨在于使人向善、有效性四重依据.以这些依据作为评判的标准,不难发现制度伦理教育尽管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借鉴,但它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基础,它的兴起不能实现其已有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