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青年了解昨天认识今天探索明天

一九八四年以来,河北省藁城县委宣传部采取多种形式,帮助青年了解昨天、认识今天、探索明天,使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帮助青年了解昨天藁城县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在革命战争年代,藁城县涌现出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二千五百多名,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至今为人们传诵。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县委宣传部发     

改革促进党风好转

近来社会上有一些人议论说:“改革带来了不正之风”,“改革越深入,不正之风越严重”。这种说法对不对?河北省藁城县县委书记朱久安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就党风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几年的改革促进了党风的好转,而不是相反。 朱久安对记者说,对近年来社会上和党内出现的     

趁县“文革”杀人的处理经过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     

一个关键词——关于“可杀可不杀”

我在这里向读者推荐李庶民先生的一篇杂文,题为《什么叫“可杀可不杀”》,登在6月5日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上。李先生我不认识,但这篇文章有助于对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的思考,很值得关心法治的人们一看。文章论及,“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并不意味着政策的宽大,“可杀可不杀的要杀”也不说明严打力度的增强;关键不在“可杀可不杀”,而在“该杀不该杀”,而“该杀不该杀”应有法律的界限,“可杀可不杀”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可杀可不杀”的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对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     

绿色生涯——记安徽六安县林业局局长刘德山

“种入迷,爱如命”。这是皖西大别山区六安县人对他的评价。 25年来,他献身林业事业,在六安县的荒山野岭到处都洒满了他一片绿色的痴情。 他就是连七品官都算不上的六安县林业局局长刘德山。 1965年冬,刘德山由公社书记调任燕山林场场长,开始了他的“绿色生涯”。     

《捉狐》解

狐狸跑到了丈夫的床上,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丈夫捉住狐狸要妻子拿刀来杀,也当然有他的用心。若说真要杀,手也掐得死,绳也勒得死,何必一定要刀,又何必一定要妻子拿刀?然而这一“叫杀”,却作出了一个绝妙的姿态,也实在是一种绝妙的手腕。做夫人的,当此之际,气也平了,怨也息了,情     

民初时的一次农民暴动

今天的山东广饶县在元、明、清和民国初年一直叫乐安县,1914年才改乐安县为广饶县.当地一个流传甚广的“杀官改县”传说是,1914年乐安县民众暴动杀了县知事,当局本欲把乐安县人全部杀光,但惟恐引起天下大乱,便将该县百姓饶恕免罪,故将乐安县改称广饶县,这就是“杀官改县”这一著名传说的由来.“杀官”的的确确存在,这就是在当时引起朝野震惊、轰动全国的乐安县北部民众戕杀知事(县长)王文琙一案.     

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

乡镇政权是县以下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载体,它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标完成各项任务。在压力型的运行体制下,乡镇政权的角色扮演与村民自治的要求出现严重冲突,导致乡政异化。乡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政制度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政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政府理念创新: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的前提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较之非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见招拆招”的“碎片式”和“救火式”管理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形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脚好了其他部位又出问题”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主要是因政府社会管理理念更新滞后引发的连带效应造成的.为此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在理性肯定成绩、客观把握现存问题、深刻剖析深层原因的基础上,以理念创新为前提引领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优化,推动管理创新并提高效益.     

“椒山自有胆”——从杨继盛诫子书说开去

明朝嘉靖32年(公元1553),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椒山)因劾权相严嵩十大罪,下狱,受尽酷刑。一次,杨将挨笞打的时候,有人送给他治伤的药——蚺蛇胆。他拒绝了,说:“椒山自有胆,要蚺蛇胆何用!”被杀前夕,他给儿子应尾、     

费无忌：诡计敌不过正义

费无忌曾是“皇太子专修学院”的老师，当时他只相当于副院长，因不甘心地位比别人低，就高计杀了院长伍奢，逼走了太子。后来太子在流亡中被杀，费无忌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他还来不及喘口气，回过头来发现身边的左尹邵宛比自己更得楚平王和令尹的信任。     

“杀猪老师”与“宰牛校长”

“杀猪老师”,全称应该是“杀猪的当了老师”;而“宰牛校长”,当然也就是“宰牛的当了校长”。这样的奇闻发生在河南某县。该县张陶乡某村的一个办学点,一名原来的屠户因身体原因无力再杀猪,就转行办起了学校,而“老师”就是他和他的妻子。无独有偶,在该县的另一个乡,一个杀牛卖牛的摇身一变,竟成了“校长”。他招了近百名学生,教室是老房子,桌上还供着神位。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所谓的“学校”已被责令停办,所谓的“老师”和“校长”也已被责令离开了神圣的“殿堂”。这应该说是令人欣喜的,但由此引发的思索却是那样沉重。近年来,随着各级…     

不妨制订人事“回避法”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董进在《组织人事信息报》上发表文章说。鉴于人事管理上的“关系网”、“裙带风”作怪,我国应该制订“回避法”,用法律有效地强化我国的人事管理。他在文章中谈到河北省高邑县外贸局长李贵海贪污受贿一案审理中,县检查院取证一千五百八十份,其中伪证竟有八百九十五份,占取证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而且亦案期间说客盈门,甚至有人到上级机关“告状”,为李贵海鸥“冤”叫“屈”。小小的一个县外贸局长,为什么竟有那么大的“神通”?原来是李贵海苦心经营的“关系网”、“裙带风”在作怪。他的家属、嫡旁系亲属有三十多人,分布在这个小小县里的党、政、司法、农林、财贸等部门工作,在县外贸局中,几乎都是李的“关     

“老黄头”黄永玉先生

被称为“画坛鬼才”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无论其画作、文章还是日常生活,都充满幽默.有人说他“以诙谐和调侃的方式笑谈人生或冷眼旁观这个多少有些滑稽和荒诞的世界”.他曾写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而他就是个“好玩”的老头,常常妙语连珠,幽默风趣,段子脱口而出,真逗煞人. 黄永玉一生轻看功名,不入仕途.谈到从政,他说:“从政犹如踢足球,关键要有几个漂亮的进球,还要传几个好球,让别人也进球.只不过进球的过程中要避免踢人,还要防止被人踢.更要提防背后踢过来的脚,这一脚,可能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他说,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三年“县太爷”——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蔡朝东下乡代职轶事

人们一定记得当年轰动全国、演讲《理解万岁》的解放军干部、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蔡朝东吧,他从部队转业后,在云南一个穷山区当了三年“县太爷”,深得民心。这次,我有机会到昆明学习,聆听了他“现身说干部”的精彩报告。一桩桩事儿,一句句话语,感人肺腑。 “第一个住在贫困山村的县太爷” 五年前,蔡朝东从省机关下基层代职,出任一个贫困山区的县委副书记。这个县位于云南、四川结合部的一个狭长山谷里,全县的财政总收入只够县机关一半的开支,公民中40％的人是文盲……对县情     

“伶界大王”与普通人

梅兰芳在20年代被梨园界尊为“伶界大王”,声名显赫,意气昂扬。尤其是在1931年赴美归来,一个“博士”头衔使得中国老百姓欢喜若狂,连他去王府井“美白”理发,外面的群众都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好奇中更带着敬仰。他回到北平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是在一次大义务戏当中。大轴是他和余叔岩的《打渔杀家》,压轴是他和马连良等人的《龙凤呈祥》——马连良只演前乔玄却不带后鲁肃,原因颇为微妙,可能因为余先生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怕年轻力壮的马连良得彩太多而使余先生脸上不好     

莫小看了亚洲国家的忧虑

在“8·15”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日本政界要人又公然发表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论,并更加堂皇地采取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这种挑战性的言行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忧虑.“8·15”的前夕,即8月9日,新任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上台伊始就大放厥词,说日本过去进行的那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优胜劣败,胜者就是侵略”.他甚至把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说成是一场“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战争.岛村此言一出,当即遭到日本和亚洲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于内外压力,岛村不得不赶忙表示“收回讲话”,并假惺惺地把村山首相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作为自己的话念了一遍.然而,他并没有认错,相反还辩解说,是由于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而引起了邻国的“误解”.     

路温舒:中国最早的人权官员

汉武帝刘彻,以穷兵黩武,残忍好杀而著称.杀他的兄弟、宰相,而且往往一杀就是几万人,杀他的大儿子的时候更加心狠,连孙子一刀切,只有一个当时还是婴儿的曾孙侥幸逃脱(这个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下里巴人”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

前一个时期,通俗歌曲流行得很,音乐界有不少人颇为怏怏,著文言谈中,贬斥之语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于是乎,跟着就有人提出了反批评,据理力辩起通俗歌曲的种种好处来了。我对音乐之道,一直甚为懵懂,但总觉得音乐界中关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讨论,却是极有普遍意义的。现在,理论界其实也有一个怎样看待“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问题。勾起我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的由头,也许是来自于一位新结识的北京同行说的一件小事。他说,有一个县,在一次干部理论课上,当授课人说到考茨基和恩格斯之问的争论时,他听到下面有两个干部在窃窃私议。某甲搡了搡某乙说:“喂!老考怎么和老恩吵起来     

我国县级机构改革试点步伐加快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湖南华容、内蒙古卓资、四川邛崃、甘肃定西、广东宝安、河北藁城、山西原平、河南滑县、浙江上虞等9个县为全国县级机构改革试点单位。 近年来,县级机构改革试点县不断增长。全国目前已达350多个试点县。还有不少未列入试点范围的县也在自发地进行改革。总的看,县级机构改革试点正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