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文化使命

伦理学研究的一般文化使命,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和社会需求所决定,因此,它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最终指向人类的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而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文化使命,则直接由其特有的社会属性、时代属性和阶级(民族)属性所决定,因此,它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而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应有的重大价值。要实现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文化使命,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原则、做人与做学问相统一的原则。     

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中西方早期的伦理学都是德性伦理学。由于民族文化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德性伦理学存在着种种差异。西方德性论对"德性"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而中国却缺少对应于西方德性各德目之种属的概念;在德性的来源问题上,西方德性论强调德性不是本性,本性是德性的基础,德性是本性的固化和优化,中国德性论则把德性与本性直接相等同。然而,中西德性伦理学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在德性的培养方面,中西方都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法律制度对德性养成的作用;在具体德目的分类上,中西方都把某些德性与特定的社会层级相挂钩;中西方起主导作用的伦理学都是理性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对中西德性伦理学的这种比较,可以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提供某种理论上的思考。     

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诉求述评

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回顾我国环境伦理学走过的将近30年的历程,可以大致梳理出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轨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本源性发掘、对中西环境伦理思想的对比性审视、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自觉性建构.走过这一过程,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目标已经明晰.     

略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伦理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伦理学发源于古希腊,真正给出“伦理学”这个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并写下了人类第一部有严密体系和明晰概念的伦理学著作。在中国,“伦”和“理”的概念早在商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伦理”二字首次出现在西汉的《礼记》中,“伦理学”这一学科范畴却是19世纪由西方引进、并经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照而最终形成的。上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伦理学家对伦理学的实践意义兴趣倍增,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对各种实际道德问题的研究蔚然成风,变成了伦理学发展的主旋律,应用伦理学逐渐成为伦理学的主流。本文通过对伦理学本质特征和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的分析,进而提出笔者对于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关系的理解。     

伦理学的对象问题

从传统规范伦理学的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分歧，到现代元伦理学的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直觉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争执，无不与对伦理学对象的不同理解直接相关。伦理学必须不断地依据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来探寻道德的意志自由的实质，以及意志自由的道德的规律性。     

"市民社会"与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

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导致了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并影响着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机制,研讨社会新阶层的特点及对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勃兴与承诺

本世纪60年代初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转折:由英国著名伦理学家G·E·摩尔所发起的元伦理学之世纪性理论运动——以摩尔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为标志——已开始走下坡路,而由美国当代伦理学巨擘约翰·罗尔斯所领导的新规范伦理学运动——以其1970年发表的《正义论》鸿著为标志——则如日东升,这即是所谓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现代复归。对于这一重大理论现象,中外伦理学史家们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和各种各样的解释。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具体演进的过程特点、类型变化和现实承诺是什么?作为一股世纪末的伦理思潮,现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发展前景又当如何?而作为中国伦理学学者,我们该如何对待和评价这一理论现象?抑或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一些怎样的启示,以援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伦理学的理论建设?     

现代性伦理学的维度

现代性伦理学的维度旨在消解道德本体论和构建现代性伦理学。它包含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现代性伦理学的转型,在揭示道德转型的背景中,指陈功利论的不足和困境,提出道德转型的本质是传统德性论向现代性伦理学的转型,它表现为从本体论向主体论的转换。其二,现代性伦理学的建构,则从分析当代西方现代性伦理学的方案入手,提出现代性伦理学建构的若干设想。     

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性别议题——"2007年社会学年会"相关研究综述

2007年7月20-22日,第17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7月21日,由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社会学子网络承办的"社会建设与女性发展论坛"如期进行.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其中24篇收录进论坛论文集.     

伦理学的应用与应用伦理学

站在20世纪之末眺望未来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几乎可以断言,应用伦理学将是最受人注目,也是最有可能取得显著进展的学科之一。伦理学天生就与应用具有不解之缘。这是因为,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从本质上就是以“实践——精神”方式把握世界,是研究人的实践理性的。大家知道,在古代希腊,第一个写出《伦理学》的亚里士多德,就是结合着当时城邦的政治体制、心理和教育等实际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生幸福这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三个代表"与实践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一书，始终坚持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把握现实的实践，同时科学指导未来的实践。因此，从“三个代表”与实践关系的意义上，包括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两大方面去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对于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来说，都将会是有意义的。     

"三个代表"与新闻舆论

"三个代表"思想,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舆论要始终贴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要始终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新闻事业的主人.     

总体小康水平与全面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21世纪头一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凝聚党心、鼓舞民心的宏伟目标,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本文就小康社会的概念,当前我国的小康状况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了一些看法。     

厘清“封建”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定位

自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学界主流逐渐将以官僚政治(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和地主经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基本制度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冠以"封建",此说广为流行,影响至大至深。厘清"封建"概念,进而为中国"封建社会"定位,就是一项关乎中国史研究大局的无法回避的课题。考之中国古史实际,经历漫长的"氏族社会"之后,殷商、西周形成"宗法封建社会",东周进入由"宗法封建"向"专制帝制"的转换期。秦汉以降,中国长期延续的社会主流,不是已居次要的"封建制",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官僚政治综合而成的"皇权社会"。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