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标侵权诉讼中被许可人之诉权

我国商标法仅从商标积极专用权处分,未考虑消极禁止权处分规则界定商标许可,更未考虑商标权客体的特殊性与反不正当竞争因素。商标被许可人行使诉权先天不足:独占被许可人取得的专用权不具对外效力;一般被许可人经明确授权行使请求权缺乏理论基础,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发生冲突。只有在充分考虑商标权客体及内容的基础上,重视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才能完善商标被许可人侵权诉权规则。     

知识产权被许可人的诉权研究

基于诉讼效率和权利及时救济的要求，在各类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具体运行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形下，以提倡被许可人统一的诉权行使模式为宜。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均享有利用权，即在权利的积极方面（专用权）保持一定的统一性，在权利的消极方面（禁用权），即在排他性上由强至弱依次排列。正是由于这种排他性的差异，导致程序法上给予的救济程度应存在差异。加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约定的情形多样，不同的约定内容，可能会直接影响诉讼的具体实施方式。为此，应针对不同的约定情形提供不同诉权行使方案。     

被许可人破产时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处理探析

本文根据Countryman教授对未履行合同的界定,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归纳为破产法上的未履行合同与破产法上的一方已履行义务的合同,针对这两类合同的不同情况,依据破产法的相关理论及其规定,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与处理办法,指出了现行合同法上的合同转让制度适用于破产时未履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处理存在缺陷,提出了建立破产法上未履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转让制度的主张。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利益平衡

专利强制许可不是专利制度中的新概念,但却是一个一直存有争议的规定。强制许可是指授予专利权的国家在特定情形下批准专利权人之外的其他人使用该专利,而不需专利权人的同意。强制许可限制了专利权人自愿许可专利实施的权利,在没有专利权人同意甚至专利权人反对的情况下,许可其他人实施其专利,此时专利权人与公众间的利益平衡成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计时需予以考虑的问题。     

论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纠纷中的诉权及其行使——以电影《无极》被侵权案为例

诉权及其行使问题在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经常发生,本文以电影<无极>被侵权案为例,从论述诉权的一般理论及如何行使问题等基础问题入手,分析探讨了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当事人中谁有权起诉、谁能获得赔偿等实际问题.     

商标普通被许可人独立诉权的合理性

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侵害了商标普通被许可人的权益。从商标价值形成之特点看,商标普通被许可人既为适格的当事人又具有诉的利益,同时也是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之必需。建议赋予商标普通被许可人独立的诉讼权利。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版权被许可人诉权问题比较研究——以《侵权责任法》为出发点

版权作为民事权利,被许可人提起侵权之诉应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其核心在于被许可人应当享有著作财产权上的民事权益.依民事行为规则,专有许可构成处分行为与专有权利的授予,专有被许可人作为民事权益的享有者当然可以行使侵权诉权;非专有许可仅仅是负担行为,非专有被许可人只享有合同债权,不能以其自己名义提起侵权之诉.即使获得诉权的特别授予,非专有被许可人仍因缺乏可诉利益而不能提起侵权之诉.     

中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模式研究

药品可及性问题一直是药品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冲突的引线,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并存、针对二者平衡博弈的立法设计在我国一直有名无实。除了外部发达国家经贸压力限制以及出于创新激励机制破坏隐患考量外,制度内部规范粗糙笼统、缺乏实用性也是重要因素。阐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理论基础、起源发展,通过对比美国对待该制度的态度,结合我国实际,从药品医保准入谈判前置、司法审议救济细化、调整许可期限终止申请负担等方面对我国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制度是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利用,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重要保障措施,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阐述了强制许可制度的基本内涵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并对完善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专利实施许可中的风险控制

由于专利实施许可具有一些特殊性,包括无形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等,从而导致一些风险,具体包括专利权失效或权利受限制的风险、第二专利导致的风险、第三方侵犯专利权的风险、第三人指控侵权风险、专利权滥用风险、专利实施许可费用风险,以及平行进口带来的风险等。本文指出为防范和治理风险,专利实施许可双方应签订完备的许可合同,并对许可合同进行有效的管理。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诉权被无故侵犯常见于报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而对诉权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学界通行的诉权定义存在不周延之处。诉权就是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是启动与延续诉讼的权利。它是一项与诉讼权利、应诉权、公诉权有别的权利。诉权的形式有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刑事诉权和宪法诉权。诉权的内容有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申请再审权以及申请宪法解释权和刑事自诉权等等。在法治社会,诉权是高于实在法的道德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诉权实质内容不断丰富,诉权形式逐渐多样化,诉权主体走向普及,人们在诉权面前实现了平等,随之诉权地位也从习惯的权利上升为宪法的权利与基本人权。诉权的结构可以从诉权的主体、诉权的对象、诉权的义务人三方的关系中去认识。这一特殊的三角结构使诉权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保障权利、控制权力、和平解决社会纠纷。     

民事诉权制度:一种私权的公力救济

民事诉权作为私权的公力救济路径集中展现了宪法的永恒命题,它涉入私权空间范围及其程度折射出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的辩证博弈;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正当性源于私力救济的有限性和公力救济的有效性;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程度决定于私力救济的有效性和公力救济的有限性;在宪法框架内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达致和谐的配比。     

关于专利权无效宣告与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

本次《实施细则》对专利权无效宣告制度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改:一、增加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二、放宽以权利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举证要求;三、特殊情况下无效宣告程序不终止。修改后的《实施细则》还对当事人申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形式、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时限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行政起诉制度的若干问题探析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现行行政起诉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     

反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研究

专利权人或独占实施的被许可人不正当行使其权利、不实施其专利、利用其优越地位不正当地限制交易、或采取不公正的交易方法造成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构成专利权滥用。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对专利权滥用行为进行界定,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健全,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救济措施,对其规制的措施尚不够有力。同时执行机构多元化,执法程序不够完善,导致执法不统一。在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模式上,我国宜采用二元制的规制模式。     

滥用专利权与滥用专利制度之辨析——从日本“专利滥用”的理论与实践谈起

专利制度的滥用不同于专利权的滥用,前者是专利制度的缺陷导致的,后者是权利人行使合法有效的权利超越了权利的范围或者违反了专利法以及竞争法的强制规定而发生的.因此,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专利"以及专利制度滥用的问题.对专利制度的滥用只能通过完善专利制度本身来解决.     

公共起诉资格的生成

根据起诉资格的私法模式,救济与权利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那些自身权利受到威胁（或损害）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救济。然而,此种旨在维护个人普通法权利的私法模式对于规制型国家中大量出现的制定法利益已不敷其用,从而导致体现这些制定法利益的公共起诉资格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确认起诉资格的标准相继体现为不法侵害标准和“当事人遭受损害”条款标准,并且宽泛的“当事人遭受损害”条款标准导致的违宪争议也随着法兰克弗特法官所创造的“私人检察总长”术语而得以消解。     

强化专利权的外部限制

由于专利法立法活动受到产业利益集团的制约,同时专利法既有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专利权的内部限制不能有效地消除专利制度的弊端.我们应重视和强化专利法外部限制措施.反垄断法和人权法是已经对专利权产生实际限制作用的法律资源.伦理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专利权的限制因素.     

浅论专利权的刑法保护

我国对专利权刑事保护的规定集中在1997年刑法典中。这种立法模式使专利权的刑法保护更加完备和系统。但随着专利权犯罪的多样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导致专利权犯罪的规定得不到及时修改,立法的滞后削弱了专利权的保护。我国应当增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意识,尽快完善专利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自诉制度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从而完善我国专利权的刑事保护。     

试论专利权共有制度

业界广为关注的“专利池”问题涉及专利权共有制度。此前，我国专利法在这方面并无具体规范。有必要运用传统民法理论，借鉴物权共有制度系，尝试探讨专利权共有的概念、规范等，以推动专利权共有制度的理论构建。专利法第三次修订对此已有积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