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受贿罪的证据收集

简析受贿罪的证据收集邢庆宽受贿罪是一种职务犯罪，由于被告人的特殊身份，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利益关系以及贿赂交按方法的诡秘和反侦查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这种犯罪的证据收集成为难点。一些案件由于证据难取，使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制裁。因此，研究此种犯罪的证据收集工作...     

贿赂罪的特殊证据规则探析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手段日趋多样隐蔽，证据来源单一取证难度加大，出现立案难、有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证据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反贿赂立法经验，针对贿赂犯罪证据的特殊性，采取了一些特殊的证据规则，以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商业贿赂犯罪程序法适用：实践操作的障碍与解决问题的思路

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管辖缺位与越位问题,应当建立商业贿赂犯罪管辖整合与连动机制。以现行信息平台为基础而建立的商业贿赂双向移送机制,不仅包括行政案件向刑事司法程序流转,还包括从刑事司法向行政执法的转化。在商业贿赂犯罪直接证据奇缺的情况下,形成间接证据逻辑链条同样具有强大的证明力。权威的证据规则能够保证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效率,必须强化对证据固定的要求,注重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     

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贿赂犯罪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体法、程序性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目前刑事政策过于空泛．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治理我国当前贿赂犯罪，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的法律制度，对贿赂犯罪实行“零容忍”的刑事政策，尽快完善司法独立，健全完善反贪法律体系。     

新刑诉法视野下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思考

新刑诉法在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完善,也给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刑诉法给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一线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贿赂犯罪侦查模式转型升级,侦查机关必须找准着力点,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浅议商业贿赂案件的证据收集

证据收集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内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应明确商业贿赂案件证据收集的内容，结合商业贿赂案件证据的特点，掌握收集证据的途径和方法。     

中美贿赂犯罪刑罚处罚比较研究

贿赂犯罪是国家贪污腐败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常带来社会动荡、阶级分化等负面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的表现形式El益多样化，而中国贿赂犯罪的处罚方式裹足不前。美国贿赂犯罪立法完善，贿赂犯罪发生率极低，在世界各国有口皆碑，究其原因，其完善的刑罚处罚制度占据了很大优势。因此，试从贿赂犯罪的概念、立法特点、定罪、量刑等角度比较两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异同，以期找出完善中国贿赂犯罪处罚的方法，有效震慑犯罪分子。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司法会计检查的运用

商业贿赂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它违反了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竞争原则,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重点。由于商业贿赂案件证据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对该类案件开展司法会计检查必须把握其要点。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在办理商业贿赂案件中的运用

商业贿赂案件资金具有来源渠道复杂,名目繁多,有别于小金库等特征。司法会计检查是办理商业贿赂案件时收集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重要手段。常用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有:审阅法、核对法、计算分析法、询证法、疑点检查法。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商业贿赂的定性与定量：贿赂认定与数额计算

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是商业贿赂。根据干股获取分红的,以红利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市场价值明确的礼券,以其预充价格计算贿赂数额。资助等形式上不具有一般商业贿赂金钱或财产样态,但内容上仍无法摆脱金钱利益经中间环节周转而成型的变相贿赂本质。确实存在犯罪故意支配下的受财行为,可推定对财物价值的严重性具有认识。对于时间、市场变化因素引起贿赂价格变化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以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时间作为计算犯罪数额的时间基准。     

事后受贿行为的种类与认定

事后受贿是受贿罪的非典型形态,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多种事后受贿行为:事前约定的狭义事后受贿、事前约定的职后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和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以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不构成受贿罪,其他类型的事后受贿均构成受贿罪。     

刑事免责与贿赂罪的追诉

在对贿赂犯罪的追诉中,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频繁地使用刑事免责条款。刑事免责顺应了对刑事案件处理效益化的世界趋势,它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并通过换取对较为严重的共犯的追诉在更广的层面节约了诉讼成本,从而实现了诉讼效益。该制度具有在回应贿赂犯罪上价值选择的效益性特点,我国借鉴该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浅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构成地位、性质和认定标准,向来是受贿罪适用中争论的焦点。可以借鉴国外立法体制并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科学严谨,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的重构,以完善受贿罪的规定。     

受贿罪保护法益新说

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集体法益,而不是个人法益,现行有关贿赂犯罪保护法益的学说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个人法益而展开的论述,存在明显的视角混淆。立足于不同个罪强调法益保护的个别化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忽视了受贿罪乃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这种人为的分离并不具有制度基础,也不符合集体法益的属性。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乃是民众对公务廉洁性的信赖,其要素包含国家机构运作能力、公务员的不可收买性(廉洁性)、国家决策的公正性与独立性。这种信赖都不会因个别的贿赂行为遭受损害,而是一种真实的累积效应。刑法用于控制国家工作人员的方法有限,避免信任滑坡就是刑法设置受贿罪的合法化根据。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