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渊源

王韬周建春摘要本文探讨了宪法、行政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判例的法源性问题,认为刑法渊源理论对解释罪刑法定法理和刑法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应提高刑事判例的地位,强化其强制性效力。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国际刑法的渊源

对于国际刑法渊源的概念与内容,学界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例等,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情况下,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在于对国际刑法的渊源概念界定过于狭窄,因此要在国际刑法框架内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对国际刑法渊源理论重新构建,扩展其内涵.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国际刑法的渊源

对于国际刑法渊源的概念与内容,学界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例等,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情况下,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在于对国际刑法的渊源概念界定过于狭窄,因此要在国际刑法框架内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对国际刑法渊源理论重新构建,扩展其内涵。     

我国刑法渊源问题探讨

通说认为刑法的渊源表现为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种。本文用比较、例证的方式就我国刑法渊源的问题进行探讨,论述了在刑法的实际运用中,法官的判例、风俗习惯以及一些非刑事法规等在刑法渊源中的重要地位,主张这些表现形式也应该被认为是刑法的重要效力来源。     

刑事司法解释何以为刑法的渊源

刑法渊源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传统刑法理论从罪刑法定的角度认为刑法的渊源应在制定法意义上使用,刑事司法解释不包括其中。这一认识与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地位不符,而且这一理论本身有诸多问题需要予以重新审视。立足于对传统理论认识误区的分析,本文提出现阶段应扩大刑法渊源的范围,把刑事司法解释纳入其中,并认为由于刑事司法解释本身的特殊性,在刑法渊源中,其是一个有别于制定法渊源的、特殊的刑法渊源。     

论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

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研究对象,从当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罪刑法定原则实施的反思、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改进、完善措施这四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并据此论证了做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工作在推动我国刑事与法进一步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以刑法解释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是入罪禁止机能和出罪解释机能的统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方式堵塞了去罪化的路径,应当修改为消极的表述形式。刑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罪刑法定要求以严格解释和可预测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为了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刑法解释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立法解释并对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指出,罪刑法定原则是在欧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我国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是符合我国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符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刑法理论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它同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一道,必然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法官视野中刑法渊源的列举与运用

刑法渊源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原理和技术的法学术语，但在中外法学著作中却是个多义词，含义种种，观点纷呈。随着近年来法学研究逐渐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确有必要重视从法官法源的视角解读刑法渊源，有针对性地界定和运用刑法渊源，以准确解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为刑事法官办案寻找法律依据提供方法论上的有效指引。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的扩张与克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废除9个罪名死刑,并细化现有部分刑法条文,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与人道性精神."修正案"通过增设罪名与修改现有罪名构成要件方式对现有刑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扩张,同时"修正案"借助"从宽处理规定"及"较低的法定刑配置"保持刑法的克制.但总体上,"修正案"克制途径单一,扩张趋势明显.未来立法有必要在无被害人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强化刑法克制情绪,提高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在刑法发展中的比例.     

检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命运境遇——兼论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到来

从刑事立法的层面上说,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公民为本位,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专制蛮横和司法擅断的侵害。刑事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活动的范畴,坚守合法性甚至坚守“恶法亦法”的合法形式是它的司法活动原则。目前在刑法学研究表面上的浮华景象后面,理论独立的精神遗传正在不断地“水土流失”,法学理论本身的定位正在动摇。如果不加以重视,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相应的促进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很多的法律空白区不断填充,进而我国的法律社会越来越和谐。相关的立法人员应该不断的完善我国的法律,更好的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文针对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我国刑法适用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希望通过探讨,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的协调统一,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     

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是国内刑法上的古老而文明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国际刑法上,它的处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在国际刑法短暂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罪刑法定不为国际刑法所认可。近来,肯定罪刑法定主张的出现,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无定论的讼争。本文认为,从历史与现状来看,国际刑法没能贯彻或没有很好地贯彻罪刑法定精神;从应然的要求观之,罪刑法定应当也必将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是由我国的政权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刑法观决定的,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确立的标准,一是为刑法所特有,但也不排除与其他部门法共同使用同一原则,二是贯穿于整部刑法中,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贯彻执行刑法的基本原则时,应当注意正确理解和科学适用。     

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抑或形式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但近年来,随着国外对罪刑法定原则双重理解的讨论为中国刑法学界所关注,引起了对罪刑法定原则内涵和我国刑法关于该原则的规定讨论。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开性,而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死板僵硬地理解和执行法律,主张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弥补法律主义本身死板教条、落后于时代的缺陷。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环境,对两者是否贴合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立法意图,也更符合司法实践、社会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进行了比较论证。     

刑法目的视阈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结论具有最终决定作用。通过刑法目的解释刑法能够与刑法的机能相协调,能够同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相一致,能够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要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探寻刑法的目的,从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探寻刑法目的。要区分刑法目的与目的解释方法,区分刑法目的与刑法的立法目的,区分刑法的主观保护目的与客观保护目的。解释刑法时,应当将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同时作为,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运用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解释刑法。     

刑事司法中的罪刑法定与基层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无论刑事立法或有权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怎样详尽,仍然难以弥补刑事立法漏洞.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让基层法官拥有适用刑法的合理解释权,这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基本刑法机制的要求,也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当然,确立基层法官刑法解释权的保障机制也势在必行,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以直接、便当的方式走入《大清新刑律》，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所以如此，是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灵魂这一特质决定的，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立的基石。《大清新刑律》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剔除了与其相排斥的比附援引制度，废除了以官赎刑的官当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得以确立。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但这种完美却是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