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犯罪激发机理和犯罪趋向

犯罪的生成机理和发展态势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秩序性质。风险社会秩序中风险生产与财富生产相伴而行,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社会控制机制相对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局限性、"脱域"机制对行为方式和后果的影响力、现代制度的日益自我还原、技术发展的规制缺失等,对风险社会中犯罪的发生、演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风险社会阶段,犯罪演化呈现出实害性向风险性转型、犯罪危险性日益加剧、犯罪隐蔽化和匿名化、风险行为的欠规制状态以及犯罪全球化等主要态势和趋向。     

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因犯罪风险而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之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因犯罪风险而停止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犯罪的进行过程中并没有遇到现实的犯罪阻碍,但是如果不放弃犯罪或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就有可能在未来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行为人基于对这种不利后果的考虑而停止犯罪的，例如，行为人甲闯入乙的家中，欲对乙实施奸淫行为，甲在制服乙的反抗后，正要实施奸淫行为时，     

犯罪成本与重新犯罪心理

文章通过对犯罪直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与重新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在三类犯罪成本中，犯罪风险成本对重新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最大。风险本身的存在就说明犯罪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政府在制定相关的刑事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成本收益原则，提高犯罪风险成本，将犯罪控制在一种有限的范围和数量以内，这也是政府在打击和预防犯罪方面较为合理的政策目标。     

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论纲

在人以为本的社会系统中,刑法作为社会的调控手段,其政策定位必须与社会政策保持应有的良好的衔接;刑法的触角不宜伸得太长,其出入罪机制及其向度必须以和谐社会的建构为基本标志、判断标准和生存规则。虽然和谐社会的建构最终需要从源头上协调各种冲突,刑法调控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深入研究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对于有效协调刑法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犯罪风险防控体系结构的分析

世界各国的金融犯罪风险防控实践表明 ,建立以政策、法制、组织、方法和文化等子系共同构成的多要素、立体化的金融犯罪风险防控体系是缩小金融犯罪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消除金融犯罪识别查处的盲区、提供金融犯罪防控的组织保障、构筑金融犯罪预防与打击的技术屏障以及营造拒绝或远离金融犯罪的文化背景的必由之路。而该体系建立及运作的核心问题是上述五个要素及其在金融犯罪防控体系中所结成关系的结构分析与选择     

浅论单位犯罪

所谓单位犯罪，依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或者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经单位负责人决定，而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单位犯罪概念与一般犯罪概念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或者说是种与属的关系。犯罪概念是一般概念，是属概念，单位犯罪是特殊概念．是种概念。可以说，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的一般概念，是以犯罪行为为中心的，不涉及犯罪主体的问题。因此，单位和自然人一样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也于法有据．这一条的规定，应当是单位犯罪概念的基础。     

犯罪控制合规性建构的基础理论研究

犯罪控制的合规性建构是指通过合规体系为犯罪控制运行提供可予对比、审查、检验的标准体系,从而规避犯罪控制风险、丰富犯罪控制结构、完善犯罪学原则体系的过程。犯罪控制合规性建构的目的包括从外至内强化结构以规避自运行风险、权力与权利博弈以规避合法性风险、提升政治参与度以规避决策性风险。在犯罪控制结构中,合规体系与控制本体、原因论体系及控制输出体系之间相互影响。在建构过程中,必须遵循合规性与合法性相衔接、权利与权力成比例、专业性与公正性相结合三个原则,并以道德标准、公共利益工具以及约束性规范作为合规的基本维度。在建构方法论上,包括以宏观程序观建构合规基本流程、以风险为导向设置合规监管机制、以有效性为导向构建措施体系的宏观理念建构,以控制主体合规、控制对象合规、控制措施合规的中观本体建构,以及以权力审查、措施衔接、回馈评价为主的微观运行建构。     

论网上交易犯罪原因

网上交易犯罪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型犯罪，其犯罪成因可通过经济犯罪基本模型进行研究。作为常见的经济犯罪成因分析模型，犯罪成本收益理论认为：网上交易犯罪与犯罪预期收益有关，犯罪预期收益越大，犯罪越可能发生；与直接成本、心理成本、道德成本、竞争成本等间接成本有关，成本越小，犯罪越可能发生：与犯罪被惩罚的概率有关，概率越小，犯罪越可能发生；与被发现犯罪被惩治因数有关，已发现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小，其犯罪可能性也越大；还与个人心理恐惧常数有关，心理恐惧常数越小的个人，其犯罪概率越大。所以，可通过犯罪收益、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侦查措施、个体控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控制犯罪。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基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危险驾驶罪立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在刑法上做出的调整,以加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保护。本罪在行为上包括竞驰型和醉酒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主观上为故意,在性质上属于危险犯。对本罪的认定要注意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此外,本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入罪门槛过低,资格刑缺失等,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THE EFFECTS OF RESIDENTIAL TURNOVER ON HOUSEHOLD VICTIMIZATION*

Americans move frequently, and moving alters their risks of victimization. This study uses unique longitudinal, multilevel data from the 1980–1985 National Crime Survey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esidential turnover on household victimization. The two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housing turnover is a transition that independently increases the risk that a dwelling will experience a crime. This finding is true even controlling for persistent differences in crime vulnerability between dwellings. Second,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routine activities of households also alter the risks of victimiz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upport for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crime opportunity theories.     

犯罪现场层次论

犯罪现场层次是犯罪现场存在表现及其被侦查人员认知的程度。犯罪现场是由犯罪时间、犯罪空间、犯罪嫌疑人条件、犯罪痕迹物证、犯罪活动过程、犯罪心理、犯罪证据等各种层次构成的复合体。研究犯罪现场层次论也是研究犯罪现场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层面的联系。犯罪现场层次也是研究和揭示犯罪现场存在的一种认知。研究犯罪现场层次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对犯罪现场状况及其勘查工作质量给以程度判定。     

Crim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Enlarged Europe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not only means more territory and a greater population, but also more crimes and perpetrators of crimes.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brings a new challenge to criminology. Comparison of crime statistics across countries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iminological analyses. Countries differ in respect of their penal systems and penal policies. Reporting and statistical systems are also different. How, then, can one compare crime between European countries? Can one say where it is safer or where the police work better? Can one determine what the manner of data collection should be so that it reflects reality accurately?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a representation of some trends of crim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crime are 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ological rules worked out by the European Sourcebook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In the case of homicide, police data are confronted with vital statistics gathered by the World Heath Organization (WHO). The statistics on assault and robbery were compared,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the victimization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 (ICVS).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the crime, the main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 statistics, which affec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e trends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s presented.     

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视角：从犯罪原因到犯罪断念的转向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原因遏制青少年犯罪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     

浅议面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政府作为

时代高速发展的今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城市犯罪率也节节攀升，而其中犯罪更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犯罪年轻化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正常运行，具有不可预计的潜在危害性，急需政府采取失当行为应对。究其原因，除了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外，更涉及社会制度、家庭管理和个人素质等各个层面的原因。政府在面对犯罪年轻化问题时，可通过完善社会制度、改善社会风气、强化各方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管理，以减少青少年犯罪为突破口，达到从源头上控制犯罪的目的。     

对转型期犯罪预防中警察角色的理性思考

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现代警察的产生无疑是与犯罪预防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 期,社会转型对犯罪预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犯罪预防中,警察的作用既是重要的,又是有限的。仅凭警察自身的力量不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犯罪问题,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对犯罪的预防。这种角色定位,有助于我们更理智地去分析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寻求犯罪 发生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和预防犯罪。     

论邪教犯罪对公民私法益的侵害与刑事立法

邪教犯罪不是一般的有组织犯罪,而是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它不仅侵害了刑法法益中的国家和社会的公法益,而且,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私法益,即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面对邪教犯罪的侵害,我国刑法典突出了对国家、社会公法益和公民私法益的保护,即着重保护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社会秩序的正常和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安全。但我国刑法的规定相当不完善,其主要缺陷是立法不系统、犯罪主体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没有突出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区别等,这些缺陷影响了我国对邪教犯罪的打击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