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开房价与政策的纠结

在房地产调控方式上,应多用法律而慎用政策。慎用政策可以减少急功近利,避免房地产业大起大落;多用法律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获得平衡的发展     

行政裁量中的政策考量——以“运动式”执法为例

"运动式"执法的生命力在于行政与政策因素的相互交织:政策虽不是法律,但它构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理解行政法律规范的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境。"运动式"执法的违法之处主要在于以政策因素为借口所导致的裁量怠惰。从理论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规范化路途是明确政策与规制目标、解释政策与不确定法律概念、选择政策与行政行为的方式以及确定政策与法律效果。从实践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改革方向是实施前的有关政策正当性的理由说明、实施过程中否定个案特殊事实的理由说明以及选择较大侵害法律效果时的理由说明。     

诉讼经济视野中的公诉政策

诉讼经济要求诉讼主体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法律效益,实现诉讼目的。为达最佳诉讼效果,在依法行使公诉权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必然会制定一系列公诉政策,这些政策都蕴涵着诉讼经济的要求。当前,检察机关在制定公诉政策,完善公诉权行使方式上应该积极探索扩大不起诉范围,进行辩诉交易,并探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刑事和解等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     

制止经济过热措施的宏观调控法分析

中央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制止经济过热的措施涉及到宏观调控的调控主体、各调控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法的变易、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法律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宏观调控法分析可知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法律主导模式还没有建立 ,这可以通过制定《宏观调控法》来解决。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陈真诚：预售制早该废止了

与其他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同，废止商品房预售制度将真正推动房地产业来一次彻底的大洗牌.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论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法学视角下的理念反思与对策分析

文章从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入手,通过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回顾与法律的视角反思,提出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之所以出现政策真空,是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缺乏科学的、合法性的理念,造成调控主体本身的权威性丧失,使得国家对于房地产业"调而不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在树立科学、合法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科学完整的房地产市场规范体系,为宏观调控创造一个有序的微观市场环境,以实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     

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

推进税收治理路径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型,不仅应当加快税收整体的立法,还应当增强法条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以法治理念规范税收政策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的实践检讨与困局突围,可作为研究此宏大命题的制度缩影。当下,个人所得认定的立法文本内容空洞,且规范逻辑存在缺漏,致使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权力向行政机关下移,后者以政策为据主导着所得认定的实践。该现象的产生虽是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导向的结果,但却是应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政策主导的税收治理模式背离此次税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应当转向"法律之治"。具体而言,应以课税要件明确性为目标,在立法中完善所得认定的基础性规则,并以正当程序理念重构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限制财政部门的肆意裁量,确保政策目标服务于实质正义。     

俄罗斯联邦反腐败领域法律政策研究

法律政策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反腐败法律政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政策。由于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处于转型期,腐败载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在反腐败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规范,还需要现代化的反腐败法律政策。     

科技进步投资的法律问题

《科技进步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在科技进步中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的总和,也是国家制定科技政策的依据。科技投资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世界各国在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经济中,都把科技投资作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科技投资宏观调控主要是投资量和资金流向的调控;而科技投资微观调控则着重于使用投资者的责、权、利相统一问题,其中权与责又是主要的。     

农民就业平等权问题探讨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农民就业权保护的宪法基础。但农民真正实行就业平等权还存在现有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障碍。应通过制定无差别就业政策、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完善诉讼制度、将在城市就业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促进平等就业的机构来加强农民就业权的保护。     

当前我国房地产政策初探

我国房地产业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本文拟就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状况,结合中央政府出台的对应政策,意在探究近期我国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调控作用.     

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

在国家处于应急时期时,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司法政策已成为非常态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具有出台快速性、效力临时性、目的明确性、主体联动性和运行政治性特点,并通过“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背景”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鉴于司法政策本身的定位不清,其对秩序的追求和紧急权行使与基本法治原则相抵牾,以及“成本—收益”理论阐释该时期政策与法律选择的非自主性,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在实现法治价值的同时也极易被不当运用,如直接将行政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为达成维稳目标致使司法政策“运动式”运行,政策的“短期化”削弱司法公信力,以及笼统地将司法政策用作裁判依据等。针对可能风险,我们应基于法律与社会的“诉求—回应”关系,厘清特殊时期司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结合教义学体系明确司法政策运用的具体要求,借助案例指引作用阐释司法政策蕴含的裁判规则,以及通过法律论证增强援引秩序价值说理的可接受性。     

司法政策与监管政策的竞争——基于信用卡纠纷裁判的观察

政策对司法裁判产生实然的影响,当司法政策与监管政策发生竞争时,作为裁判者的地方法院面临选择困境。信用卡民事纠纷实证研究表明,法院对"费率限定"的司法政策与"费率约定"监管政策的认同基本抗衡并受到政策解释路径的影响。改进政策在技术层面的适用,应发挥抽象规则的威慑力,关注政策可能的不利后果,加强个案裁判说理论证。而从根本上化解政策竞争,需要建立司法权与监管权协调机制。一方面,加强职能履行过程的协调,适用法律对政策竞争予以解释,运用消极司法审查发挥个案裁判灵活性;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制定程序的协调,横向上明确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程序,纵向上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从而超越政策竞争,实现协同治理。     

公诉权的属性及优化配置

公诉权的属性在不同法律架构与传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公诉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控诉犯罪、维护公益、法律监督是公诉权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三者相互依存，并不矛盾。权力属性不同，对权力配置的要求就不同。我国公诉权的优化配置，要根据其法律监督属性，以公诉权的民主、公正、高效运行为目标，完善公诉权能，优化公诉程序，创新公诉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其对侦查权、审判权的制衡功能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功能。     

总统立法——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初探

"行政命令"是由美国总统作为联邦最高行政首长对联邦所属各机构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指示,是总统执行法律、形成和推行自己政策的重要手段。行政命令不受《联邦行政程序法》调整,在制定权基础、制定程序和涉及领域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之处。行政命令受到法院和国会的制衡。行政命令在制定权基础、规范路径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中国的行政立法和行政规定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工业4.0背景下德国应对3D打印技术的法政策学分析——兼论我国对3D打印技术的法政策路径选择

3D打印技术作为工业4.0中实现"智能生产"和"智能工厂"的方式,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德国政府应对3D打印技术发展所制订的科技政策和法律政策的分析,欲促进我国3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提升我国3D打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应通过制定和完善与3D打印有关的科技政策,引导科研资源和资本向3D打印产业分流;其次,应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的解释、归纳和演绎,寻求应对3D打印技术发展的法律适用的空间;此外,在政策的制定与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需要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3D打印技术保护标准和创新发展之路径。     

收入分配改革中的金融政策工具及其法律配置

利率、汇率、信贷、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等金融政策工具具有强大的收入分配功能,但金融法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遮蔽了人们对这一功能的认识。纠偏金融政策工具收入分配功能在我国的异化,需要对信贷权、融资权和财产权进行权利配置,对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进行组合配置,并需要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将央行的居民储蓄管理功能与货币政策实施功能分离、拓展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的融资渠道、打造公开透明和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定价机制。     

住房制度改革30年:从法律史角度的考察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30年来,政府一方面通过住宅商品化,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较快解决了住宅短缺问题,大部分人以财产权的方式实现了住房权;另一方面,追随世界公共住宅市场化潮流,不断改革原有的住宅福利制度,停止实物分房,实行货币分房,承认私人住宅财产权。历史表明,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住宅问题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内容,这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住宅政策,充分保障公民的住宅权。为此,我国在住房制度的法律与政策制订过程中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政府全面承担住宅保障的责任;住宅政策必须符合国情;有效整合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