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是平凡中的一员

其实和你一样——他出身卑微，却身怀远大理想。多年前，他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那个宋兵乙，为增添一点点戏份，他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之“只能被一掌打死”。这个年轻时被称作“死跑龙套的”卑微小人物，第一次当着导演的面谈到演技时，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哄堂大笑。但他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向导演“进谏”，直至2002年自己当上导演。那年，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两度高考落榜 不敢反抗也不愿顺从：李安的青年往事

继前年《断背山》斩获金狮奖后，今年李安以一部《色戒》再次让华语电影站到了水城威尼斯的最高点。身兼华语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导演的双重身份，性格不够“阳刚”的李安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的电影导演之一。     

言论短信

《瞭望》2010年第11期文章《官场潜规则结出“王亚丽”毒瓜》（作者王金涛）：据披露，王亚丽造假升官令人瞠日结舌。这位案发后才被免职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     

多角度审视布莱克力作——《老虎》

《老虎》一诗是英国18世纪著名诗人威廉·布莱克杰作之一。该诗也是布莱克著名诗集《经验之歌》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它同《天真之歌》中的《羔羊》一诗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诗的双连画”。这两首诗歌忠实体现了布莱克的哲学思想和创作主题。“他认为人生有两个方面,即天真与经验,……人就是从天真阶段走向经验阶段的。这两者之间有着特殊意义的循环,而且成人经历史兼有之。”在《羔羊》中,诗人歌颂自然界中的天真、淳朴、和善;而在《老虎》中,诗人向读者揭示的是神秘、暴力、恐惧。诗人在表现这个主题中显示出他的杰出诗才。他的谴词…     

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袭警罪以来,各地首例袭警案接连曝光。在司法实务中,对袭警罪中“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不同和对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理解的不同,造成了审判实践的差异,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何认定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行为便成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难题。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指的是通过“硬暴力”突然地攻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而不是通过“软暴力”、“缓和的”“非突袭性”的行为来阻碍警察执法。确定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与暴力袭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紧密相关。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和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前者系袭警罪保护的主要法益,而后者则为附随法益,而非次要法益。应透过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来检验“暴力袭击”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对袭警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做到合理合法地出罪和入罪。     

《周易》“时、位、中”的权变管理思想

《周易》早于西方明确地提出管理的权变理论，它强调管理应该依“时”、“位”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但必须以遵守“中”道为原则。以《周易》中的《乾》、《革》两卦为例，它们体现了管理的灵活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作家副省长张平

今年1月，身为省作协主席的著名作家张平当选山西省副省长，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张平以系列“反腐”巨著知名于世，近年来能叫得响的作品就包括《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凶犯》、《狐儿泪》、《天网》、《抉择》等。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全国票房收入过亿。此外张亦因写作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如此传奇的人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城市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保护一从《拆迁条例》到《征收条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对城镇化建设起到_『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物权法》实施后,各地不时出现的“暴力拆迁”和“钉子户”现象,使得拆迁问题一次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也使《拆迁条例））几近沦为“恶法”的代名词。因此,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的出台将征收限定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彻底抛弃“拆迁”这一非法律语词。但寄希望于名称的改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征收所带来的问题,显然不切实际。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房屋所有权人与其说是关注征收（拆迁）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这一上游问题,不如说更多关注的是能否对被拆除的房屋进行“足额”补偿这一下游问题。因此,房屋征收中如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征收而降低被征收人的实际收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下以一起行政案件为例,通过《拆迁条例》与《征收条例》中的“变”与“不变”,来分析被拆迁人房屋被拆迁（征收）时的权利保护问题。     

《英勇的西征》文本形成及文献价值探析

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有关人员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发了《中国红军的“铁流”》。在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基础上,有关人员进一步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了《英勇的西征》。《英勇的西征》是在国际上全面介绍中央红军“西征”的最早中文文本,弥补了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存在的不足。《英勇的西征》成功构建了红军长征话语体系,经过1954年的修改,更成为红军长征史书写的范本。《英勇的西征》留下了研究土城之战、飞夺泸定桥、长征期间兵员补充、红军政治工作、基层干部配备以及日本对华渗透手段的珍贵史料,也为揭穿王明在《中共50年》中的肆意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     

《学记》中的“学本论”思想

《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其文虽只有一千两百二十九字，但却被奉为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中的经典之作，是先秦学习思想的集大成。众多学者们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研究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各有其侧重及当代价值。撇开其他研究角度，仅就教育学领域对《学记》的研究而言，存在着过于强调“教”而忽视“学”之不完善性。通过对《学记》通篇的仔细研读可以看出，“以学为本”的“学本论”思想是全文的主线。     

我的家庭观

杨澜的成名来自1990年，央视一个导演到各大院校物色一个形象清纯的主持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相中了杨澜。此后，她和姜昆走进了当年的名节目《正大综艺》，后来又赴美留学，下海经商。尽管事业际遇几起几沉，而杨澜始终被列为“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之一。     

传统的颠覆与捍卫:《再别康桥》

徐志摩为什么对康桥、对翡冷翠、对日本的历史、对欧洲的文化是那么醉心、那样痴迷？为什么认为中国“本无可恋,近来更不是世界”？以其代表作《再别康桥》为例,从诗作在形式上对传统的捍卫和在诗性精神上对传统的颠覆两方面,去理解诗人内心的焦灼与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小布尔乔亚人”的心路历程。     

一代才女石评梅

石评梅是中国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因爱慕梅花，自取笔名石评梅。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剧本。她与高君宇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用生命谱成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歌。她去世后，其作品由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     

《周易》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被冯友兰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周易》蕴含了团结统一、中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律师文摘》的定位与价值

《律师文摘》是以律师为主要读者的大型文摘类连续出版物，由江平、梁定邦、张思之、邓正来、贺卫方等组成编委会，中国政法大学的孙国栋先生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文摘》以“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为宗旨，以“促进中国律师业的成熟与进步，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化进程”为己任，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编辑理念，博采众家之长，汇萃中外经典，竭诚营造中国律师的精神家园和权威论坛。选文突出思想性、国际性、前瞻性，因而吸引着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有学者说，你要知道如何做人，就要看《读者》；你要知道如何作文，就要看《读书》；你要知道如何做法学家，就要读《法学家茶座》；你要知道如何做律师，那就要看《律师文摘》。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梯”,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举孝廉”,《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二程的理学与《四书》

为了给儒家的伦理价值和生活样式予以重新说明，北宋儒者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先秦儒学及其学术资源。其中，二程表彰《四书》，自觉的直接与《四书》互动。在诠释《四书》时，二程力图以“理”融会贯通《四书》的范畴和概念，建构其理学体系。在与同时期的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二程的这种诠释对于新儒学的建立无疑是成功的。     

《灰地》与《灰人》的“灰方法”——兼论青年研究的方法创新

《灰地》、《灰人》是学者黄海的代表作.他以独特的视角及研究方法为当前的青年研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参照思路.怀特的《街角社会》引入和深化了参与观察等“灰方法”而成为名著.《灰地》与《灰人》选材独特,参照名著《街角社会》运用参与式观察、“入场”式访谈以及生命历程理论等研究方法,为社会调查研究和青年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灰方法”研究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共产党宣言》里，对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作了明确的阐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逐渐传人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当今社会，西方大国到处推销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有些国家出现了“颜色革命”、“街头政治”。     

从“冲突论”到“和谐论”的范式转换——《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的中国化解读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160周年，对其理解和阐释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两个决裂”、“两个必然”的“冲突论”到“世界历史”、“全球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论”。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科学性的肢解和动摇，反而是体现了人们理解和阐释经典原理的视野变迁。《宣言》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者的经典指南，如今，在全球化视阈中，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宣言》的人本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