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瓮安“6·28”事件的再反思（之二）——从瓮安事件看公安机拱规范执法

瓮安“6·28”事件暴露出当地公安机关在处理李树芬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的过程中存在诸多执法方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造成矛盾激化升级的原因之一。     

对瓮安“6.28”事件的再反思（之一）——从瓮安事件看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因对一起中学生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处置不当，引发了一起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这起事件，无论是从参与、聚集、围观的人数、持续的时间，还是从冲突的剧烈程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贵州省近年来所罕见的。“6．28”事件不仅暴露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执政能力、执政基础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突出问题，教训极其深刻。本文从瓮安“6．28”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置过程入手，通过深入分析事件形成的原因，     

网络舆论视域下的执政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其特殊作用正日益显现。从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再到陕西“华南虎”事件，从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到“娄烦事故瞒报”事件再到年底的“天价香烟局长”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网络舆论正成为舆论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舆论使执政党、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对瓮安“6·28”事件的再反思(之三)——从瓮安事件看打黑除恶斗争

<正>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已一年多了,反思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社会治安不好,黑恶势力猖獗,群众安全感低,"瓮安不安",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6·28"事件中,当地黑恶势力直接参与、推波助澜,极端地发泄对社会的仇恨,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致使事态迅速升级、恶化,造成严重危害,教训十分深刻。事件平息后,贵州省     

“直言批评”是一种党性原则

7月3日,中共贵州省委邀请新闻媒体和瓮安事件的群众代表与省委常委一起开会商讨“6·28事件”的阶段性处置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省,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     

从民主法治建设看科学发展

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促使收容遣送制度走向终结；村民赵作海的冤案最终成为遏制刑讯逼供条款写进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砝码；瓮安事件、“躲猫猫”“钓鱼执法”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公权力对待民意所持不同态度而产生的不同后果。十年间，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洪流中，一个个看似微小的事件，却推动了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调解手段引入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利益群体和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浙江东阳、四川广安、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源于此。     

关键词：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王长江：“老百姓认同”太重要了

从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党群关系、官民关系有趋于紧张的倾向：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愤怒的民众直接把矛头指向官员；从“躲猫猫”到“邓玉娇”案，网民从网络走进现实，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从“天价香烟门”到“替谁说话”，民众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蔓延至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打黑除恶斗争——关于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三

反思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治安不好、黑恶势力猖獗、群众安全感低、"瓮安不安"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瓮安"6.28"事件中,当地黑恶势力直接参与、推波助澜,极端地发泄对社会的仇恨,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致使事态迅速升级、恶化,造成严重危害,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公安机关有必要在依法打击处理黑恶势力的同时,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状况、犯罪特征和滋生坐大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有针对性地强化打黑除恶斗争。     

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基本理念和战术原则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一些社会矛盾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的一年间,各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问题,2008年1月30日,国务院组织召开了“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和指导这一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作。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公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问题——关于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二

贵州瓮安“6·28”事件暴露出当地公安机关规范执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执法行为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执法作风较差，方法简单粗暴；执法犯法，激化矛盾。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应做好六个方面工作：提高对执法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执法；提高民警法律素质，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更新执法理念，宽严相济，减少社会对抗；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和民警执法办案能力与水平。     

石宗源：反思瓮安事件

两会期间,贵州代表团开放日那天,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以坦诚的态度,面对媒体主动反思瓮安事件,赢得了媒体的一致赞誉。 早在2006年7月《小康》曾经报道过石宗源。事隔2年多,两会期间记者再次采访到了低调的石宗源。3月6日,石宗源代表坦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并表示,回头来看八个月前的“瓮安事件”,有许多教训和经验需要总结,其中之一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媒体披露信息。“光靠官方说的,人们不信,媒体一说就信了。”     

处置警察形象危机的几点探讨

贵州瓮安“6．28”事件、上海闸北“7．01”袭警案件的发生并经媒体曝光后,对警察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冲击了正常的公安工作,也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如何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杜绝和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减少损失,妥善应对和处置警察形象危机,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绍兴市公安局近几年的实践,就如何应对和处置警察形象危机,作些探讨。     

如何认识群体性事件

相关统计显示,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多起增加到10万多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5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且规模越来越大,上千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重增加。2008年和2009年,更是发生了“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对抗激烈、暴力程度高的群体性事件。而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推测,2010年,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仍然保持多发的态势。     

执政科学化:瓮安由乱到治的经验与启示

2008年6月发生的"瓮安事件",曾令举国震惊。如今,三年多过去,瓮安怎么样了?带着这个问题,今年3月,我们课题组一行赴瓮安进行调研。我们看到,瓮安已是今非昔比。在这三年多时间里,瓮安县经历了从大乱到大治,从民心离散到民心重聚,从矛盾综错到浴火重生的巨大变化。过去,瓮安的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限理性分析——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简

有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多归因为非理性行为。而西方学者探讨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逐渐意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状态——有限理性，而且情感与理性也不是矛盾的，情感有时是理性的基础。在“瓮安事件”中，事件的参与者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成份，群体逐渐把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表达诉求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种满足其要求的捷径，即集体性启发。     

群体性事件呼唤治理模式变革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再到甘肃＂陇南事件＂以及罢运事件,短短几个月间,群体性事件不断。每次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或者＂反思＂,或者＂整顿＂,甚至＂摘掉＂几顶乌纱帽。毋庸置疑,他们事后反思的态度常常是认真的,整顿措施也大多是有力的,但要想长期地减少或者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

贵州省瓮安县“6·28”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在警方及有关方面的果断处置下,瓮安县城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来自7月7日《人民公安报》的消息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谈到“6·28”事件的深层原因时说,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瓮安事件:地方管治能力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群体事件大幅增加,12年间上升近10倍。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群体迅速分化,利益冲突时有发生,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官员处理棘手事件的政治智慧经受着考验。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一些细节值得高度关注与反思:一起偶发的案件,竟引起对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持续7小时的打、砸、     

从个人事件到公共事件——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近年来的诸多网络公共事件，无论是重庆钉子户，还是瓮安的命案，往往都起源于一段个人遭遇。一起个人事件，影响本来局限在个人生活圈之中，一般并不能构成对于全体社会公民的威胁。然而这些个人事件为什么经由媒体报道之后，成为了在网络中被积极讨论和广泛参与的公共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