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蛰居者家庭的生存现状及其对策 ——基于"HJ父母会(家庭会) 蛰居实况调查"的分析

现有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蛰居者与父母等家人同居,成为没有经济来源,不能自立的寄生族.家庭既是青少年蛰居的温床,也是蛰居问题迁延性的根源.伴随着蛰居时间的延长、蛰居者及其父母年龄的增长,蛰居者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其生存现状堪忧.鉴于蛰居问题与家庭的密切相关性及蛰居者对接受援助的抗拒性,应对蛰居问题有必要首先从家庭入手."K HJ父母会(家庭会)"作为唯一的全国性援助蛰居者及其家庭的民间团体,其核心援助对策是组织召开父母会(家庭会).旨在开导蛰居者父母正视问题,改变对蛰居者的训斥态度,缓解家庭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帮助蛰居者走出家门,接受相关机构援助的目标.     

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

"蛰居"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在当代日本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蛰居经历了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青少年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不登校"问题的凸显,蛰居现象不断增多。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蛰居逐渐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转化。21世纪以来,随着"格差社会"的出现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愈演愈烈的蛰居现象已成为关系到日本社会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2006年,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开始超过亚洲,非洲成为接受日本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这一变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援助理念、与受援国关系建构以及与主要援助国互动关系变化的反映。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援助体系的分析框架,并确定了影响对外援助的三组关系: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对外援助与国内政治的联系、对外援助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本对外援助理念和政策的变化正是这三组关系在不同阶段影响程度不同的反映。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的对外援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的范围,将援助作为外交和战略工具逐渐成为其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援助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这一研究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援助的发展。另外,日本对外援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提供借鉴。     

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影响:1945～1961

随着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 ,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韩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美援在亚洲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94 5～ 196 1年间 ,美国对韩经济援助总额超过 30亿美元 ,军事援助超过 2 0亿美元。① 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以及援助的政治影响 ,探讨美国如何通过援助的杠杆对韩国的政治格局乃至社会结构施加影响。一　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三次调整1 2 0世纪 4 0年代末期 :从救济性援助向复苏性援助的转变美国最初的对韩援助是战后对占领地区行政救济援助 (GARIOA)的组成部分。在 194 5～ 194 8年…     

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标分析

ODA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 ent Assistance)的英文缩写,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支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成立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 ent Assistance Com m it-tee,简称DAC)提供的一种援助形式。战后日本逐渐成为提供ODA的第一大国。近年来,日本在国际场合多次对一些国家提出“ODA要挟”,宣布削减或停止ODA援助。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一条基本外交哲学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ODA政策是否能够超越这条外交哲学而具有所谓的“绝对道义性”?本文通过分析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和日本

长期在东盟各国居留的日本人已达两万多人,到东盟各国旅游的日本人也达三十多万人,这说明日本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首先从日本向东盟提供的官方援助来看,它已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对东盟地区最大的供援者。在东盟国家中,接受日本官方援助额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     

欧盟援助西巴尔干政策评析

欧盟是西巴尔干最直接和最关键的援助方。冷战终结尤其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欧盟在西巴尔干运用了丰富多样且互为补充的外援工具,并尝试发起有关该地区援助的国际合作倡议,借助"条件性"促使西巴尔干逐步接受欧洲模式。在外援政策的支持与规制下,西巴尔干国家正在经历稳定、转轨与入盟等多重进程,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演变中的欧盟外援模式影响着对西巴尔干的援助,而对于该地区的援助实践则丰富了欧盟外援模式的内涵。     

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日本对印尼的援助

日本是印尼的最大供援国.70年代初以前,美国是印尼的最大供援国.其后日本对印尼的援助迅速增加,美国则日趋减少.1980——1986年,日本、西德、美国的官方开发援助支付总额分别为28.1亿美元(占印尼所接受的官方开发援助总额的40.4％)、10.6亿美元(占15.2％)、9.7亿美元(占13.9％)。在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额中,占最大比重的项目是官方开发援助贷款。至1987年8月底为止的累计额,日     

IM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援助项目实施特点在于当它与受援国达成协议、允诺提供资金的同时，也要求受援国按其政策建议进行经济调整。因而ＩＭＦ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对ＩＭＦ援助项目及其经济调整建议感兴趣的某些外国银行，也加入到援助项目出资框架中去。ＩＭＦ援助计...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及其援助战略分析——基于欧美的比较视角

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和演进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样重要的是对不同路径选取背后的战略考量。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迅速增加,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和教训来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正变得日益重要。日本的对外援助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因为其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上的长期巨大体量,更在于其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范畴属于西方阵营,却具有不同于欧美且相对独立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因而日本对外援助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文章基于日本近60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框架,对日本二战后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进行了翔实的数据分析。文章认为,日本对外援助数据显示出其具有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其1954年加入"科伦坡计划"以来经历的探索发展期、谋求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高度契合。文章通过探讨其不断演进背后的战略考量,有助于理解日本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动态路径演变及其背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论欧盟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度框架及其演变

1991年中亚五家独立伊始,欧盟就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为了规范其援助活动,欧盟逐步建立起了连贯完整的援助政策制度框架。为更有效应对内外部形势对其援助政策提出的挑战,欧盟往往适时对制度框架中的援助理念、援助重点、工作方式、决策程序等有关援助活动的重要问题进行修正或调整。2007年起欧盟通过新的工具来实施中亚援助政策,反映了欧盟援助政策制度框架的灵活性与连贯性,这又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欧盟中亚援助活动的有效性。     

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与德国的应对

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作为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援助有效性多年来饱受争议.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之一,但其发展援助的实施进程仍然远远落后于其既定计划,暴露出发展援助政策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为出发点,以...     

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官方发展援助的贸易效应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

基于1971年—2014年间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简称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了日本对四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双边贸易增长的联动关系,探讨了日本对中南半岛区域内相关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日本对CLMV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双边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对外援助的确具有积极的贸易促进效应。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

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不仅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而且也成为双方加深互信与理解的有效渠道.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顺利实施.日本在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上突出强调政治效果以及两国就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的不同认识,削弱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中的积极因素.     

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动因、现状与比较

以色列和埃及是地处中东的国家中接受美国对外援助数额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对以色列与埃及的援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1978年《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是美国对以埃两国的援助从不稳定状态发展到机制化状态的分水岭。美国给予以色列和埃及援助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援助政策来消弭阿以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援助确实实现了美国的主要目的。但是在数额和内容上,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还是存在重大区别,显示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这种政策的倾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是导致中东反美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对以埃的援助框架并不完美,但美国仍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不希望贸然打破现状。     

发展援助的中间道路:德国对外援助研究

在全球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德国以其区域覆盖广、利益兼顾平衡、专业性突出而独特于其他发展援助国家,本文梳理了德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及其组织机构的演化,并对德国对外援助的动因与偏好进行了客观分析。此外,文章在采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德国对外援助的地理分布和渠道分配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文章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征提出了德国对外援助所面临的挑战。     

外援与发展:以中国的受援经验为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在二战结束后的60年间,中国接受过来自不同渠道和不同种类的外来援助。流入中国的外援从数额上看远远低于外资,但是其影响力却不亚于外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外援的活动不限于经济领域,在援助原则和援助方式中凝聚了援助者的国力、社会力和文化力。随着援款流入中国的除了“优惠资本”以外,还有援助者的技术、观念和方法。中国在消化、吸收、借鉴这些技术、观念和方法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制度革新。可见,外援工具的力量超出了传统的外交工具。本文通过对援华的机构及其援助方式的梳理,分析了外援带来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变迁,评价了外援在“中国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望有助于解释外援在国际力量之间相互联系、沟通、帮助、影响的渠道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