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追求"法国领导的欧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面对一个失衡的欧洲,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领导和进攻性,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并展现出妥协性。危机使得"法德轴心"再次成为欧洲事务的领导核心,但却呈现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法国大选和左派的上台为再平衡提供了契机,奥朗德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了新的路径: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势,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欧盟。     

多重危机下的欧盟治理困境分析

欧盟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与难民危机等。这些危机都是欧盟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的反映。当欧盟的治理难题积聚到一定程度,以不可预测的连锁性、集聚性危机呈现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缺失就会成为影响欧盟治理有效解决的关键因素,继而危及欧盟的存续。治理与一体化深化进程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欧盟治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常态,所有机构参与者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责任。危机后,欧盟治理结构与过程均发生变化,但未能突破欧盟条约框架的限制,欧盟出现"不可治理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疑欧政党的迅速发展、民众情绪的对立、差异性一体化趋势加强以及欧盟行为体角色的式微,继而挑战一体化背后的欧盟治理体系与理念。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

新冠疫情使欧盟经济陷入大衰退,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本文结合领导理论,总结德国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拿出领导表现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疫情应对方面,受权能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特殊性的影响,德国经历了从领导缺失到发挥"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的转变;在经济援助方面,德国发挥"结构型领导"和"企业型领导",与法国妥协并贡献经济复兴计划的具体方案,努力弥合南北欧国家在援助方案方面的分歧。德国的领导表现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考量、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欧盟的新冠危机治理——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危机治理逻辑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跨界危机属性,通过政策工具视角探究欧盟治理体系如何化解危机。欧盟新冠危机发展成为包含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的综合性跨界危机。对此,在经历早期的分散化国家治理后,欧盟治理在卫生与紧急事件应对、经济应对、欧盟复苏条件准备三个主要方面实施诸多政策行动。这些政策行动可以被四类政策工具所囊括:信息、权威、财力和组织。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经历政策工具组合所形成的治理类型的变化,从程度较轻的、简单的多层面工具组合的孤岛式国家治理,发展到复杂的多层面政策组合的欧盟治理,从而展现出内部治理进程上的明显调适与进步。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其跨界危机属性的政策逻辑需求、欧盟治理体系制约下的制度供给回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积极自主行动的合力。综合四类政策工具带来的治理变化可以发现,新冠危机对于欧盟治理的整体影响是全面的渐进深化和局部的范式性改变,而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欧盟新冠跨界危机治理的样貌和逻辑。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欧洲的未来:梦想与现实之间——评赫尔穆特·施密特新著《不在其位》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很多德国人心目中是理想的国家领导人类型,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其去年出版的新著《不在其位》中,他对目前欧洲人面临的中心问题,如欧盟建设、福利国家转型、欧美关系、与邻国关系、国际金融危机等议题作出了清晰而明确的分析,同时在书中他也谈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经验和错误、政治伦理以及宗教等充满个人色彩的话题。本文重点介绍施密特对欧盟建设、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和经济学理论等问题的分析,并对其看法作了一些评论。     

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

欧债危机是从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中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下降造成的,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反映出欧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恶果,而欧元区及欧盟机制又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的矛盾、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的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的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不得不忙于内部事务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但并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由此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

在危机背景下,随着德国在欧盟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欧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德两国合作的日益紧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凸显出了某种领导角色。本文在分析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并运用领导力的三种维度阐释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领导角色的方式及其局限性,并指出西方质疑德国利用其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而牺牲西方的共同战略利益以及德国对此的反应。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德国在中欧关系中角色变化的若干建议。     

德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特点和动因分析

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德国出于其卫生安全利益诉求、多边主义外交传统和自身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领导力追求,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德国在2020年发布的《联邦政府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充分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已经上升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德国主要通过塑造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完善全球卫生援助体系及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改革三种路径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德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呈现出横向化、多边化和多维化的特点,其动因在于强化德国卫生安全、增进德国的外交软实力、促进德国生物产业经济利益以及提高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欧洲学期”机制探析

"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法德联合领导下的欧盟战略自主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欧盟提出战略自主以应对多重危机及世界权力结构变化的挑战以来，欧盟战略自主已经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角色视角出发，分析该角色内部的不同角色观念、角色的内部期待和外部期待之间存在的不一致，认为战略自主最终会塑造欧盟的全球角色。尽管政策文本是法德及欧盟成员国妥协一致的结果，但能看到法德两国在联合领导中分别推动欧盟朝自己偏好的角色方向转变，由此产生“全球领导者”和“建构力量”两种角色方案的分歧。在其他成员国对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中，不仅存在新老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精英和民众之间关于欧盟优先事项也存在分歧。欧盟角色的外部期待中，美国、俄罗斯、中国对欧盟战略自主、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及支持度都不尽相同。存在诸多角色冲突的情况下，欧盟全球角色的演进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德国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欧盟身份认同教育——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公民对欧盟身份的认同感逐步提高。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除了关注当下的欧洲一体化政治实践之外,还应从更长远的视角关注身份认同教育,而德国中学历史教学承担着欧盟身份认同教育的主要任务。本文以身份认同理论为基础,结合欧盟和德国的教育指导政策,通过选取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欧盟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阐述和分析德国如何借助中学历史教学来塑造青少年的欧洲史观,从而完成欧盟身份认同教育,为欧洲一体化实践服务。在德国中学历史教学中,教科书循序渐进地激发、培养和深化青少年学生的欧洲意识,以此达到欧盟身份认同的教育目的。德国的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公民欧盟归属感的提升,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德国将继续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欧盟认同教育。     

“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乌克兰难民危机与欧盟难民庇护政策的范式转变

俄乌冲突导致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极大地考验着欧盟以《都柏林公约》为核心的难民庇护政策。欧盟处理乌克兰难民危机的方式与叙利亚难民危机迥然不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一致,呈现出范式的转变。安全导向取代经济导向是促使欧盟难民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动因。为此欧盟不惜通过激活《临时保护指令》、筹措资金、协调职能部门行动来救助难民。救助难民成为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和同俄罗斯开展暗战的主要举措。欧盟处理乌克兰难民危机的方式为全球难民治理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模式,其过程管理经验及对安全和发展议题的关注将在未来难民问题的治理上继续发挥作用。欧盟的难民庇护政策转型或“范式转变”是欧盟团结应对难民危机的先例,但并非欧盟难民庇护的新常态,极有可能是难以复制的孤例。     

欧盟的危机政治:多重约束下的政治突围

过去十年间的多重危机是欧盟经历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考验。然而主流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和欧盟法律研究无法为我们理解这一阶段的欧盟政治变迁提供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鉴于欧盟危机出现的常态化趋势,本文认为,学界应走出一体化和法律研究的传统路径而将危机本身及危机中的政治运作作为欧盟政治研究的一个全新维度。欧盟的危机政治主要产生于法律规则、价值理念、民意诉求与政治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又催生了"策略性容忍违法行为""威权式合法化""组织化的伪善"和"政治隐匿"等形态各异的危机政治模式。虽然这些政治模式能够暂时缓解欧盟面临的生存危机,却为欧盟体制的长远稳定埋下了隐患。更重要的是,欧盟的危机政治促使我们反思"危机推动欧洲一体化"及"欧洲一体化是不可逆的政治进程"这两个重要的传统认识的合理性。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10年上半年,一场源自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的动荡,对欧盟的经济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演变过程,进而探讨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欧盟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及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构建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其心态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     

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行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强调《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其行动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