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的缘起

1953年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曾被泰国强指为中国蓄意对泰国进行侵略的证据,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泰国统治集团和台湾当局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共同制造的一个谣言.这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体系与单元层面因素的双重影响,它既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东亚冷战的国际格局基本吻合,也与中泰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单元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冷战国际政治和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相互结合的产物.傣—泰民族跨越国界的分布状况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体系与单元层面上的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则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的分析,提出在国际/世界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就是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就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关系在政治上体现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上层建筑就是以国际权力关系为后盾建立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制度,全球/国际治理是其重要表现。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主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理论,以及反映国际社会主导力量意志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存在抵制这一主流与反霸权的哲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学。文章还通过相关文本分析展现了国际意识形态是如何顺应各个时代的需要,反映不同时代各种世界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特征。     

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吗?

长期以来,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这是一种极大的理论误解。建构主义本质上不是一种用以阐释和指导实际政治运行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用以指导我们进行理论构建的元理论立场,是有关社会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如果理性主义作为元理论立场可以和不同的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形成理性现实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之不同的国际政治见解;那么,建构主义作为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元理论立场,同样也可以与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并最终形成可称之为"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的不同国际政治解释范式。     

“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的对比分析——政治过程理论视角

近年来美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左右翼社会运动,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运动史上十分罕见。从国内层面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相继发轫于美国,主要是由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美国社会酿成的恶果、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政治极化等因素所致;从国际层面看,近几年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继茶党运动之后发生的助推器。比较而言,茶党运动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强势,这不仅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特点,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局面也很难改变。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中国国际话语权内生变量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个案研究

以国际话语权内生变量为视角研究中国话语权来源的路径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话语权内生变量的分析逻辑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话语权来源于"一带一路"国际机制的合法性,而"一带一路"国际机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有效性是"一带一路"国际机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主要倡议国——中国以立足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机制快速建立.理论分析认为,国际机制的效率性是其合法性和话语权获得的核心内生变量,中国话语权可以从"目标获得""解决问题"和"集体最优"等三个方面来评价.虽然世界上绝大部分爱好和平、急需发展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和由此带来的发展机遇表现出积极立场,但"一带一路"在从倡议转化为实践框架的过程中,仍然在理念传播、功能强化和制度供给方面面临一定挑战,中国的话语权也因此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立足新时代的合作理念和具有创新性的合作范式,也是中国最易取得话语权的合作范式.     

试析朝鲜王朝末期的“俄国威胁论”——真实性、信息因素、国际政治观念与话语表述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俄国威胁论"在朝鲜半岛大行其道。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俄国威胁"的真实性问题和中日两国对朝鲜的信息影响,而忽略了"俄国威胁论"产生的观念背景和话语表述。从国际政治观念的角度来讲,"俄国威胁论"产生的基础在于朝鲜王朝对外部世界的总体认识发生了巨变,这一巨变可以用无政府文化、行为动机、身份认同等现代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加以解释。话语同样在"俄国威胁论"的扩散中起到重要作用。"春秋战国"、"秦"、"东洋"、"亚洲"、"人种"等表述成为"俄国威胁论"传播的载体,也建构和固化了朝鲜对俄国的认识。"俄国威胁论"的历史表明,对"威胁"观念应综合理解、综合治理,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问题。     

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全球化红利"支付难题,已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得到了西方部分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从而在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     

为何参与武装干涉?——冷战后北欧国家对外政策转变路径分析

国内既有研究较少讨论北欧国家"小国军事化行动"倾向的产生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行动全程都有北欧国家的参与,其中丹麦对武力的使用更有显著的偏好。这挑战了国际社会对北欧社群"和平中立"的传统认知。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小国关注度的提高,对北欧国家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社会民主福利的讨论。本文借助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国际体系层面提供给北欧国家的信息范围和性质,认为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刺激了北欧国家的对外政策转向。它们将整合后的单元层次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增强或扭曲了体系刺激,造成了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采取整体追随美国和北约,但在具体实践中又产生分野的不同战略取向。     

编者的话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在各国政府所开出的"药方"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尤其引人关注.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所刊发的两篇文章,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赵可金和郎昆着重以外部性理论加以探讨,深入分析了该部署对于化解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推动经济外交转型,实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入认识这一重大的理论性和战略性课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学界的研究也从具体的问题领域转向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从多角度探讨"一带一路"的制度内涵与制度构建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陈伟光注意到目前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属性认知与学术定位尚较为分散的现象,试图以制度视角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属性与创新、制度层次与制度关系、制度绩效与评价等问题.希望该文在推动"一带一路"研究理论化不断深入的同时,能够对相关实践起到理论指引的作用.     

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由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其而生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治理的这种地域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并非"新"现象,只是全球治理地域性特征的应有之义。     

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破碎化现象。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应是国际反恐行动的屏障,而且试图以政权更迭和民主移植的方式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则坚持反恐不能以削弱国家主权为代价,需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等特殊性。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要求捍卫人权属于"薄的承认",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特身份属于"厚的承认"。文章认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在反恐过程中对待"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不同态度,这种破碎化现象同时也反映了这种不同态度。西方国家虽然强调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但只是选择性地、甚至拒绝给予非西方国家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则在反恐过程中淡化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坚持认为国家相互给予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不仅妨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而且有可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冲击,其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中东欧国家和塞尔维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和立场——地缘政治视角

<正>几个世纪以来,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都曾经提出过版本各异的丝绸之路倡议。"冷战"结束后,"丝绸之路"再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20世纪末、21世纪初,先后有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过这一动议,但绝大多数都未能实施。当代的丝绸之路倡议同样融合了倡导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且在创建贸易联系的基础上,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之间打造一个"缓冲走廊"。在当前各个国家相互深度依赖的世界,丝绸之路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和伙伴"为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而这四个行为体又与无数个"区域性参与者"相联系。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当前的国际     

编者的话

<正>作为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联盟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袁伟华和田光强指出,联盟主导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联盟依赖强弱的波动是造成联盟转型的主要因素。作者随后以冷战后美日联盟的三次大转型为例,就上述论断加以验证。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诠释联盟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助于理解及预测当今美国主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亚洲式民主":功能及其限度

"亚洲式民主"是90年代以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国际学术问题.本文认为,"亚洲式民主"在东亚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双重功能,即既维持了政治稳定,又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亚洲式民主"也日益暴露出局限性.文章最后指出,"亚洲式民主"可能是通向自由式民主的一种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