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项目制运作新趋向

项目入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和项目制的"精准化"新趋势。精准化的项目制要求治理者对治理对象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认识,并在项目入户前就先行设定一套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实方案。在项目对接、绩效达标和社区伦理等三重因素制约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压力和张力。为了化解项目制的精准化压力,国家扶贫政策应该试图从更广泛的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中着眼,确立国家与农民的多边互动机制,构建与项目制相配合的长效治理机制,并最终达成国家与农民的价值共识。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不仅要追求治理的效度与精度,还要着力构建更具长期化、制度化和公共性的基层治理机制。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精准扶贫

随着精准扶贫到村到户,治理权力的下放,虽然瞄准的区域更小,然而,在"熟人社会""关系社会"中,村庄内部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到精准管理,其实都是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下进行的,受到体制内的村两委以及体制外的家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普通群众的干扰,真正的贫困户受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精准扶贫的成效,使村庄内部分化更严重。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问题与对策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格化治理。通过与警务站的关联,网格化的社会维稳功能得以实现;通过把网格化引入到寺院管理,网格化治理得到进一步创新。二是双联户制度。双联户灵活性与实效性兼备,成为西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大亮点。三是驻村干部制度。它实现了机关干部的"接地气",同时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双管齐下,成效显著。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措施也面临着各种具体问题,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加以解决。     

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

自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来,大数据信息集成及处理应用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体现在贫困治理领域,尤其是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倒排工期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对扶贫开发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大数据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大数据技术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和大数据理念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探讨了大数据思维与精准扶贫理念的契合逻辑,认为大数据技术支持对精准扶贫进程的绩效影响显著,大数据扶贫平台建构是精准扶贫实践的新模式,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理念转变和精准扶贫发展方向等大数据视域下的精准脱贫实践创新路径,以期深入推进大数据技术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全面应用,实现大数据扶贫的减贫脱贫绩效。     

新时期反贫困的浙江模式: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抓手。按照国家贫困标准,浙江省已于2013年底解决了贫困问题。到2015年底,浙江省通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进一步解决了双倍于国家贫困标准的贫困现象。因此,梳理和总结浙江在反贫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包容与共享并举的扶贫与抑制返贫经验,对于中国其他地域的反贫困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及其治理

受传统社会话语秩序的自由张力影响,网络话语失序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必然结果。在突发事件的强力冲击下,话语主体"集群化"、话语内容"失真化"、话语伦理"消解化"成为网络舆情中话语失序的集中呈现形式。结合突发事件和网络话语的结构性特点,话语失序的原因可归结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不同话语群体的身份焦虑与错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对话与表达机制尚不健全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背后的多元利益诉求与抗争。以问题倒逼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现象进行治理,要求切实做好健全突发事件网络对话沟通机制、规范突发事件网络话语建构秩序以及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话语生态治理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