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吹哨报到”为例

以天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例,研究发现“吹哨报到”的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冲击了传统的“行政发包”模式、倒逼“整体政府”的构建与发展、助推“伙伴型”条块部门间关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破解条块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创新机制作为载体桥接技术治理与条块部门等方面。基层治理创新增强了条块关系的灵活性和“整体政府”解决“一线”治理问题的能力,但对条块关系影响,具有难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扩散和无法撬动整体条块框架的调整等限度。以机制创新推动体制改革,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推动理顺条块关系,或可成为理顺条块关系的可行路径。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问题。从科学主义视角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且容易被利益掣肘,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具有刻板性,以及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信任危机"困境;从人文主义视角看,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利益冲突"困境。为了有效克服双重困境,在评估主体层面,应重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评估方法层面,应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在评估内容层面,应灵活运用评估指标,建立特殊化模型;在评估过程层面,应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以人为本,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学评估,以此提高公众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规避涉民利益冲突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阐述了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背景、现状及意义,对实施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领域、责任主体、运作机制、操作程序、运行保障以及评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及控制策略,旨在为党委政府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上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手段,确保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预防和减少涉稳重大问题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群众受益"三赢".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重点项目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化解作用分析

重点项目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具有重要的作用。结合衢州市落实该评估机制的实际,从宏观层面分析,该机制对最大限度减少不安定因素发挥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对重大决策失误频频和漠视民意现象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对干部作用的发挥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从微观层面分析,该机制增强项目建设方的风险意识,有利于早期落实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措施,有利于对群体性事件提前有效处置。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掣肘与矫正: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十年发展省思

2005年以来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开启了中国政府公共部门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的序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逐步演变为一项具有政治前瞻性的社会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推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及政府依法行政进程的有益探索。然而,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有机系统组成,实践、制度和理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现实中存在多方面的内外冲突和紧张关系,构成持续推进的隐性障碍,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尚不到位,行政干预行为突出,模糊环境下负面效应凸显,考核问责能量释放受限等。这些问题导致现实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运行的总体驱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项制度预期功能的发挥和发展绩效。面对既有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创新探索政府-社会协同路径,包括:引导公务人员树立科学的价值取向,健全完善考核问责机制,稳步推进第三方评估,保障公众有效参与,加强法治化建设。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调查报告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是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是一项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建设,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目前,天津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稳步推进,各区县、系统和相关部门积极创新并深入实践,已对上百个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了风险评估,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相关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尚处于初期阶段,仍然存在很多难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深化细化操作规范,推动我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运行的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文化保障体系的构建

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保障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构想——美国大都市区的启示

长三角一体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各个地方政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但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效果仍不容乐观。美国大都市区在政府合作和协调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我国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受条块关系不顺、政绩观和二元行政文化的影响，效果并不理想。亟须建立制度化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完善区域合作规则和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农村低保

低保作为一项具有伦理属性的政治制度发挥着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在实践中,低保制度在地方社会的权力与关系网络中运作并产生了"关系保"、"维稳保"等违规低保形态,权力性关系和维稳体制导致低保制度发生体制性异化:低保分配公平性较差、低保分配私人化、低保成为地方干部的工作手段和治理资源以及低保的伦理属性被剔除。在官员、村民、低保户等主体参与低保分配的互动中,村落社会形成新的低保观念并积聚着异化低保制度的民间力量。     

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民主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西式社会民主治理的困境对我们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提出了警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尊重特定的民俗风情,科学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关系,贯穿公共性旨趣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