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之改革

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驱动力来源于其作为成员国应当履行的《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以及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所规定的反恐义务。德国独特的宪法制度对其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路途选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即通过修改本国的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来应对恐怖分子的威胁。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刑法典》的修改、增强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扩大情报部门的权力、扩大披露德国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和外国人信息的范围、增加航空当局保卫机场等敏感地区的权力等七个方面。实践表明,德国的反恐法律改革取得了成功。     

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地缘政治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威胁来源逐渐多样化,地缘政治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以国家行为体权力角逐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另一种是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后,引起的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在东南亚反恐过程中,美国将地缘政治和反恐战略结合在一起,通过追求新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消除心理和观念上的恐怖威胁.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反恐合作

2017年底,在多方力量的联合打击下,"伊斯兰国"(IS)在中东的"根据地"丧失殆尽,国际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在此背景下,IS向全球扩散开来。基于地缘、人员等因素,东南亚地区并非IS全球蔓延的核心区域。然而,从地区视角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威胁正不断上升,并处于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之中。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IS的网络化、扁平化转型同步,地区恐怖组织结构分散化,恐怖袭击家庭化,招募对象年轻化,招募方式网络化。同时,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复杂交织,呈现共生化、扩散化的新趋势。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东盟及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双边和国内层面都采取了诸多的应对措施,如海上联合巡逻、情报分享等,但仍显不足。东南亚各国应着眼反恐立场的协调、国内冲突的解决、边境安全的治理、反恐的全面性与针对性等问题,加快推进地区反恐机制的深化,立足"双轨"协调与合力反恐,以更好地遏制地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发展。     

当前反恐战争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战争是主权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措施之一.但由于反恐战争自身的内在矛盾及其负面后果的扩大,恐怖主义兼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重特点,个别国家在反恐战争的目标中加入了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并奉行单边主义、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爆发以来,由主权国家发动的几场反恐战争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住恐怖主义泛滥的趋势,而且自身也已陷入了困境.     

美国国家反恐体系的演进

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政治问题,也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源之一。随着实施恐怖袭击的主体的性质的不断变化,美国官方也在不断修订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不但迫使美国调整了全球战略,改变了国际政治发展方向,同时也促使美国改革国内反恐机制,最终形成了由"情报、执法和救助"三大机构群组成的"事前情报预警、事中高效执法、事后及时救助"的协同机制。自2001年至今大约15年间,美国国内没有再次发生类似九一一这种规模的恐怖袭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套高效但耗资巨大的反恐体系。这一反恐体系虽然高效,但对"独狼式"本土暴力极端主义袭击却束手无策。在美国国家反恐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最宝贵的经验是"预防性浪费比事后补救更省钱"这一管理理念。     

生物安全议题的演变与美欧国家治理比较CSSCI

安全是一个不断演变和生长的历史范畴。生物安全议程受到社会认知和时代需求演变驱动而不断更迭。生物安全治理始于人们对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危机开始进行的有意识的干预。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因编辑技术迅猛发展,转基因生物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健康带来重大风险。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变化,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的威胁使生物国防在21世纪初成为安全化的重点。重大传染病疫情引发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也对国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疫情下国际社会应对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全球多边主义的一个契机和方向。生物安全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动植物种安全、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防御和微生物病原体控制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几项重要维度。美欧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中构建了不同的规制范式,治理体系的安全化与政策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破碎化现象。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应是国际反恐行动的屏障,而且试图以政权更迭和民主移植的方式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则坚持反恐不能以削弱国家主权为代价,需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等特殊性。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要求捍卫人权属于"薄的承认",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特身份属于"厚的承认"。文章认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在反恐过程中对待"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不同态度,这种破碎化现象同时也反映了这种不同态度。西方国家虽然强调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但只是选择性地、甚至拒绝给予非西方国家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则在反恐过程中淡化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坚持认为国家相互给予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不仅妨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而且有可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冲击,其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改革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新趋势

现代官僚制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官僚制是整合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欧洲、非欧民族国家的兴起都与在国内实行科层制的实践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僚制难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改革官僚制已成为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浅析美国与东盟的反恐合作

"9·11"事件以来,美国与东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反恐合作.美国与东盟的反恐合作基于双方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和调整彼此间关系的共同利益需求,然而,美国与东盟之间在反恐侧重点、主权权益和战略目标上的矛盾将影响双方反恐合作的深化.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政治的"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冲击当前欧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欧盟理事会合作和协商数据",通过建立欧盟理事会权力网络,来分析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各成员国在重要政策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变化,以及欧盟理事会权力分布的结构性迁移,以阐释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国际政治影响,并且从方法论意义上,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配和变化提供新的思路。     

日本国家公务员标准职务遂行与治理能力建设

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日本确立了国民至上的公务员基本规范和政治中立、公平公正行政的公务员基本职业能力要求。建立在民主价值和效率价值基础之上的日本国家公务员能力建设,最为核心和基础性的内容为"标准职务遂行能力"的制定,以及为适应"行政需求"的变化而完善人事行政。公务员能力建设被视为一项公务员队伍的基础建设,并应用到多项公务员管理政策之中。在分析日本公务员能力建设发展历程和当前公务员能力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日本国家公务员治理能力的总体特征和体系框架,进一步分析出日本公务员治理能力的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与“反暴力极端主义”——比较分析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两种战略模式

"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是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两种战略模式。"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和"反暴力极端主义"分别旨在防止外来和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制造的恐怖袭击。由于美国反恐部门及决策者有关这两类恐怖袭击的威胁认知有所不同,导致两种模式在防止恐怖袭击的措施上存在较大差异,并进而导致政府作用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美国反恐部门较为一致地认为,在当前反恐形势下,"防止九一一式恐怖袭击"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近年来对"反暴力极端主义"模式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防止九一一恐怖袭击"模式的过时或消失。目前上述两种模式并存于美国国内防止恐怖袭击事务。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阿富汗开始进入后反恐时代,其国家重建的最艰巨任务是在国内各种安全威胁并未彻底根除、社会族群关系依旧紧张对立的形势下,完成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直接的边界接壤、相同的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联系以及紧密的安全联动,将中亚国家与后反恐时代的阿富汗捆绑在一起。在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中,中亚国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的角色。     

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由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其而生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治理的这种地域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并非"新"现象,只是全球治理地域性特征的应有之义。     

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

政治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累积生成的过程。近年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者愈发倾向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视自由市场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最佳仲裁者;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视为道德准则和现实智慧的主要源泉;对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或任何把美国看作世界民族之林的普通一员的思想嗤之以鼻。大体说来,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需要规制市场"的主张时,保守主义者强调,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而规制方式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对信仰与家庭价值的长久忠诚。保守主义的这套原则与实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并不见得会为所有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全盘接受。正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空间。     

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积极与各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这是俄反恐国际合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其反恐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方面;第三,与亚洲、拉丁美洲相关国家进行反恐合作,主要是进行一般性的反恐合作,服务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大局."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其它国家"这三个层次有着鲜明的主次、轻重之分,这是由俄罗斯面对的反恐形势所决定的.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