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关系视域下的派出治理：以日本为例

日本作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适应分权改革，平衡集权、分权、治理三者间的关系，设置了形式各异、数量众多的中央政府行政派出组织进行地方治理。日本中央政府的派出治理按照职能可分为技术性、管理性与制度性三类，同时，利用其多样性、法定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组织特点，塑造了融合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宽幅度、少层级的行政区划基础，精简了政府规模，实现了广域行政下的跨域治理。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的个案调查与思考--以H市为例

十六大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改革的目标。通过对H市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地方政府部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诸多举措尚流于浅表,突出存在着诸如行政理念滞后、体制构架不合理以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障碍,因此,在今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从执政理念到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与WTO接轨的需要,以公共服务为目标导向的现代政府管理新模式。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西方国家治理变革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治理型的公共行政,与传统的行政模式相比较,治理不仅具有全新的内涵,而且正在成为指导行政改革的一种新理念。在治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掀起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和经验,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模式。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究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主要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这种模式细化了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专业化行政能力,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检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成、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地方政府深化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正大部制改革始于2008年,在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示范引导下,许多地方政府推行了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此轮大部制改革的典型特征是机构整合。党的十八大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启动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将改革的重心放在机制创新,通过建构"整体性治理"组织文化,搭建广大民众及公务员参与改革创新的平台,建立改革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动力问题研究——基于西北地区的调查样本

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越来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能人领办型""企业带动型""村社组织协作型""政府扶持型"等多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从客观结构与主观能动出发,对二者相互交织的动因进行详细分析,深层次探讨提出了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模式本质性的动力来源,旨在使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模式构建更具理论性和实践价值。     

服务型政府中的人性假设：公共人

统治型治理模式必然要求官吏以"道德人"面目出现.管理型治理模式构建基础是把行政人员当作"经济人".服务型治理模式内在要求行政人员是"公共人".从历史角度对行政人员人性假设作出分析,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政府中的行政人员.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从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看国家理论的创新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国家领导体制理论方面,彰显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面领导思想和"三位一体"统一领导思想;在国家权力配置理论方面,形成了横向上"四权分设"的新架构模式和纵向上关于央地关系的新运作机制;在国家治理理论方面,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具体的国家战略目标执行落实体系;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赋予了代议制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容。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从土地行政看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演进——评《弹簧上的行政:中国土地行政运作的制度分析》

<正>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土地问题无疑越来越引发公众关注,且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但是,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中国土地行政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却较为缺乏。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谢志岿的专著《弹簧上的行政:中国土地行政运作的制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对中国土地行政的正式制度安排、实际的运作过程及其深层动因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中国土地行政问题的佳作。作者通过土地行政的案例,剖析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的重大问题和挑战,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切入点,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和非正式制度研究展开理     

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治理逻辑与现实可能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话语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应是多方获益并值得推行的。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大体可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管理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等,并在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多样的协商路径。然而在地方政府治理中还存在着种种协商困境。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思考协商民主对什么事务协商有效、多大规模协商有效以及协商民主如何制度化等问题。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