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参与之可罚性新论——以PUA致死为例

尽管普遍认同自杀参与行为应当归罪,现有学说从共犯或正犯两种路径出发却均无法全面回应其入罪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的纷争。国内通行的"准共同犯罪说"坚持自杀参与行为的共犯属性且肯认自杀行为与参与自杀行为的独立性,其结论具有可采性。这可以从现行法解释中进行反推。一方面,被害人对自杀及他人参与的同意涉及生命实体法益与人格尊严权利两种基本利益间的冲突与平衡,使一主体在不同领域内的同意具有不同效力;另一方面在最小从属性说下,参与自杀成立独立不法的共犯,实现对《刑法》第232条的全面适用。     

容留行为的中立性

容留型罪名可谓吸毒、卖淫违法行为的＂帮助犯＂,被容留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科处容留行为刑罚理应慎重。容留行为通常为提供娱乐服务的业务行为或出租房屋的日常生活行为,行为本身往往具有中立性质,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可为借鉴,科处刑罚时应对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权衡。在自己家中接纳朋友吸毒,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出租的房屋被用于卖淫场所,不宜作为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     

我国性价值观的发展与性犯罪立法的完善

刑法规范是伦理性最强的法律规范之一,随着经济、行政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相应增加,刑法规范的伦理性逐步弱化,法益保护色彩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方向是:直面同性恋,明确卖淫含义,不对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进行限制;对与淫秽物品有关的行为不宜泛犯罪化,应当就其场所、内容、范围、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别;宽容对待隐私权,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增加性贿赂的刑罚制裁,严厉打击权色交易。     

试论青少年政策中青少年行为的法律控制

青少年政策体系构建,无法离开青少年行为的现实研究和抽象拟制。作为纳入法律控制程序的青少年行为,应自觉并普遍遵循法律规则,追求法益实现的最大值。而指向社会法益的行为是纷繁复杂的,但“法律是欲以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事实,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为求其少,文字尤应力求其短。”因此,青少年行为的法律控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预见所有可能,更不应无限扩及控制范围。青少年法律行为是法律规范调整与控制青少年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青少年行为的法律控制研究必须涵盖法的工具性和法的倡导功能。同时,在法律控制对象意义上,必须明确青少年法律行为的涵括指向。     

不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相关法律制度适用分析

对于高楼不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学界有人认为或者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责任的规定,或者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规定,或者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来处理。但这些制度或理论有其内在规定性,都不能成为高楼不明抛掷物致人损害案件处理的依据,类似的案件不能在我国现行侵权法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决。     

防卫行为相当性的重新解构

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是防卫过当判断的重点,直接决定了防卫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面对传统理论的困局与司法实践的反思,应当以结果无价值论为立场,基于法益衡量说对"必要限度""明显超过""重大损害"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赋予其法益衡量的内涵。"重大损害"一般仅限于重伤或死亡,而不包括轻伤或财产等方面的损失。"必要限度"实质是结果是否相当的判断。"结果的相当"主要围绕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如若不采取防卫行为,不法侵害可能对防卫人造成的侵害结果之间比较衡量。"明显超过"应当基于法益的位阶体系进行衡量,在生命、身体法益冲突时,主要是死亡、重伤、轻伤、轻微伤等客观结果的比较衡量,死亡对于轻伤属明显超过,重伤对于轻微伤亦属于明显超过;在人身法益与财产等法益冲突时,防卫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均属于明显超过。在相当性的判断上采取事后判断说,并根据不法侵害的强度、紧迫性、法益等判断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结果。     

司法实践中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疑难问题研究

对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争议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该罪法益和如何把握刑法第286条和287条适用界限。对实践中通过修改、变更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谋利的行为,不应按择一重罪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而应优先适用刑法第287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保护的法益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应用程序的安全、完整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正常运行,因此刑法第286条第二款规定不需要"影响计算机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构罪条件,但要求该行为破坏和影响到正常的公共管理和生产经营秩序。     

《刑法》第356条之法律性质与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对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理论界对该条的性质是毒品再犯还是特殊累犯持有不同看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惑。从立法意图、法律条文的表述以及该条文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认为其是"法定的再犯"更为合理。对该条在数罪并罚情形中以及与《刑法》第65条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适用不同法条。     

网络社会背景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变革与刑法应对

新类型违法犯罪手段的涌现、违法犯罪空间的扩展、主体类型的丰富以及数据形态的崛起,均是信息网络时代对法律规制走向的冲击和影响因素。《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信息网络时代的回应体现在第6条"禁止混淆的行为"和第12条新增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手段与刑法关于涉互联网犯罪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关联与交叉,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适用刑法进行规制。     

论拒绝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围绕“紧急状态情况”的争论展开

当前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中的"紧急状态情况",存在"事实状态说""法律设定说"两种不同意见。基于"事实状态说",可以直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对拒绝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予以惩处;按照"法律设定说",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不能适用该条款查处拒绝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事实状态说"虽然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但鉴于其对"紧急状态情况"边界的模糊界定,导致政府容易滥权,不符合法治政府发展方向。"法律设定说"严格限制了政府权力,但是这种法律解释结论会造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成为"稻草人"条款,形成解释谬论。基于对"紧急状态情况"的历史解释、学理考察、体系解释,"紧急状态情况"应当界定为"突发事件响应状态",进而达成兼顾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和疫情防控实际需要的平衡。鉴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时,应对第50条第1款第1项做相应完善。     

盗窃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2013年至2020年全国盗窃毒品犯罪裁判文书的考察

为进一步明确盗窃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我国自2013年以来关于盗窃毒品犯罪的相关判决,对盗窃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状态、法条竞合、罪数形态、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盗窃毒品犯罪行为的刑法学性质,可以构建出法益保护、罪数确定的法律适用规范路径。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着眼于维护刑法所保护的整体法益,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出发,坚持整体观念,系统适用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标准的认定要注重对毒品这种违禁品的占有价值和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量刑既要注重盗窃毒品犯罪的客体、对象、情节,也要注重考量盗窃毒品后上下游承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刑法变革视野下的刑事处罚早期化——走向“实害危险二元立法例”

刑事处罚早期化总体上应当予以肯定,作为我国传统刑法的重要补充,其机理可以通过"风险诱导说"和"法律局限理论"得到说明。主张将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中的"危害"替换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倡导"谦抑的法益保护早期化原则"。在提出刑事处罚早期化总体思路的基础上,认为危险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提出了设立过失环境危险犯等建议。     

精神损害行为法益侵害性之认定

造成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的行为具有相同的法益侵害性,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提出内源性精神病不宜鉴定,致使此类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处罚。通过将精神损害造成被害人自伤结果归因于行为人的损害结果,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当行为人出于主观故意,造成精神损害程度较重,并造成他人自伤结果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侮辱罪、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而应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     

论教唆他人自杀的犯罪性来源

对于处罚教唆他人自杀的根据,理论上有三种思路：一是根据共犯理论,二是根据间接正犯理论,三是直接根据《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以上三种思路都不能正确说明教唆他人自杀的犯罪性,处罚教唆自杀没有法律根据。从教唆行为的二重属性分析,教唆行为本身是一种恶的表现,其次教唆行为的恶性还来源于实行行为,即教唆自杀具有双重恶性,教唆自杀可能具有比自杀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该在刑法中规定教唆自杀罪。     

强奸罪之“造成其它严重后果”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5项"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之情形的性质之理解,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其应属于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但是,这样的观点是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就性质而论,其应属于强奸罪的情节加重犯;从范围上看,其受侵害法益应仅限于人身法益中的身体健康法益与生命法益;从处罚上说,不得适用死刑,少用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应为常态。     

网络犯罪技术侦查的全覆盖与程序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所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不能局限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4条所列情形,也不能简单地以"重罪加重刑"来限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8条在设定技术侦查的标准时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手段之一,应以侦破案件为第一目的。对于其可能导致的权利侵害,不宜通过刑事实体法上的罪刑轻重来制约,而应该用基本法律所赋予的程序性要素进行系统性规制。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兼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是必要且重要的,所谓"大竞合论"并不可取。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进行解读时,不宜采取"行为类型说"。"构成要件说"与"行为类型说"的真正争点在于是否承认特别法条的不周全背后存在"立法者的特别考量",两者间的分歧无法在教义学内部得到解决。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先"原则,主张例外情形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重法论立场不可取。通说将许多本为想象竞合的情形误认为法条竞合,从而制造了特殊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假象。     

公安机关涉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浅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公安机关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对涉疫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公安机关在部分涉疫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出现了一些争议。笔者提出制定出台《紧急状态法》、明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中的"紧急状态情况"的含义、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建议,旨在为完善公安机关涉疫案件法律适用提供浅薄参考。     

对一起中学生自杀案件的分析

由于各种原因，中小学生自杀后学校被告上法庭的事件屡见于各种新闻媒体。而在中小学学生自杀事件的审理结果中，学校可以说是只要做被告则败诉就几乎成了必然，都程度不同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种现象发人深思。本文对一起中学生自杀事件从学校责任、家属行为、公安机关行为、领导行为、新闻媒体对于司法和地方政府影响、法社会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对于涉及学校的案件处理时，应当力求达到个案的法律效果和良好的社会效果相统一，以利于推动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非法获取网络游戏虚拟物的刑法规制

司法实务关于非法获取网络游戏虚拟物的行为尚未达成统一的刑法规制路径.仅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规制难以兼容公私法益,存在不能完整评价行为、不能做到罪刑均衡的隐患,并有使刑法第285条沦为"口袋犯罪"之嫌.网游虚拟物满足财物的四个属性:客观性、价值、转移可能性和管理可能性,因此可以适用相关财产犯罪.非法获取网络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