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发展陷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党和国家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前,党情国情社情世情正发生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分化西化陷阱""塔西佗陷阱"这四大陷阱是我国面临巨大挑战的现实而突出的表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如何跨越四大陷阱有着深刻思考,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呈现出严密的逻辑性。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四个自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四大发展陷阱的跨越逻辑。     

气候合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之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所昭示的历史宿命,构建以战略互信为基础,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要构建战略互信,中美两国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并以"正和博弈"的思维方式积极进行合作。中美气候合作不仅表明两国可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大有作为,而且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比较视域下的大国权力转移机理研究

从理论上厘清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结果具有重要现实与研究意义。霸权转移论、均势论、权力转移论和领导长周期论是理解上述问题的主要理论。霸权转移论认为国内与国际因素会持续作用于国际关系，使崛起国与霸权国只能通过霸权战争实现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转移；均势论将政治因素视为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国家能通过多种均势手段将权力转移的结果维持在均势范围内；权力转移论不仅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引发了大国间权力转移，还指出了多种权力转移机制，并强调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领导长周期论将技术因素视作引发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战争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机制而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未来可从多个方面深化四种理论的研究并利用其指导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富强实践。     

近代以来国际权力中心的演变

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国际权力中心也在不断进行演变。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解体,国际权力中心先后经历了以欧洲——美国和苏联——以美国为中心并逐渐拓展至全球的演变历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也在又一次的发展当中。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对国际权力中心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以近代以来主要国际关系体系发展为线索,讨论随着体系的变化国际权力中心的演变发展;第三部分以权力中心的发展为线索,提出有关权力转移的观点,进而为中国现阶段的崛起提供参考。     

跨越“贫困陷阱”的中国道路与历史经验——兼谈破除“陷阱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话语建构

"贫困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包括人均资源少、支柱产业缺失、资本积累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等在内的跨越"贫困陷阱"的难题。当前,在西方对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持怀疑态度的境况下,中国却在发展中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彻底解决了深度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除了"陷阱论"迷雾,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话语体系。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源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中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成功经验,既能为巩固脱贫成果、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又可为世界减贫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对各自的繁荣和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当下,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完成权力交接,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明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新"的内涵,权衡两国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怎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了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途径。     

责任与问责:填补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中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责任政府理论都十分重视责任及问责要素在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建构权力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考虑权力和责任两大要素,且最优的选择是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制定实施《问责条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填补了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会显著提高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克服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利器";是消解"官本位"文化的良药。《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即:从最核心的公权力机构即执政党开始问责,会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问责制度理念先进、原则科学;内容既短小精炼又不失制度元素的完备性。《问责条例》的主要短板是执行环节,应当充分吸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责落空的教训,尽快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转型。     

影响毛泽东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主要因素分析——兼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已结束60余年,国内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针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原因按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旨在围绕中国国家利益;从地缘与战争实况;中、苏、朝关系及中美关系三个方面入手,对影响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同时对《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以期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进而得出更加客观和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官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途径探索

<正>"官"是指在国家和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人员。由于其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他们又被赋予了最具权威又富有时代内涵的称呼——"人民公仆"。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是官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道德培养工程,其旨在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品质及政治素质,使为官者真正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概念界说

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一个老话题,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则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议题。由于学界对于"什么是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关注,因而相关研究还处于有待破题的阶段。在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组成"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术语的词语或短语和"权力运行机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等相关概念加以界说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由若干个"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构成,而所谓"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则是指由若干个对权力主体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约束、限制、观察和纠正的机制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权力配置、程序控制、信息公开、复合监督、责任追究等机制就是作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基本构成要件的五大"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党政主要领导限权改革的背景考察与路径取向

在现行政治权力配置结构中,作为"一把手"的党政主要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是遏制权力寻租的制度难题。权力过分集中的产生,既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又与对苏共集权模式的简单移植、战争环境对集权的特殊需求,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领导权威和权力运作方式等有关,还与常态政治生活中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支撑的有效性紧密关联,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当前,应从限权"一把手"、清晰厘定职责权限、保持异质权力之间的制衡、形成合力监督、提升制度执行力等方面推进体系构建。     

习近平关于强化对权力监督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

权力监督问题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权力监督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在实践语境中对防治权力异化的有效回应。习近平关于强化对权力监督重要论述将抓好“关键少数”、从严监督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坚持权责一致、失责必究,明确了权责对等关系,并强调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助力形成对公权力监督的整体合力。这些重要论述聚焦权力监督的生成逻辑、重点指向、基本关系、体系支撑四个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是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果,2012年人均GDP已接近6100美元,但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分析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情况,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修身齐家与舐犊情深

<正>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许多先贤留下很多育子的名言、故事,早在《礼记·大学》中就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此形成了"修身齐家""修齐治平"这两个成语。这本是儒家提倡与信奉的伦理哲学与政治理论。在儒家看来,人在社会上的发展是有层次的,需要先修养自己的品性,     

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视角下执政党组织与党员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时代烙印和特点极为鲜明,在适法性、权利救济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但修正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顺应了当代社会的民主法治大潮和人权事业的发展要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现行政治体制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显著的契合性和适用性。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可以将我国的执政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的服从关系,从而为阐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及执政党组织对违纪党员的惩戒原理和机制等基本命题提供理论支撑。梳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我国的争议和应用,讨论特别权力主体、特别权力对象、制度客体和文化环境等四个要素,有助于理解执政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特别权力关系"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理论依据。对权力、权利、程序、惩戒、救济等五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细化执政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     

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评析

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阐述了一种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以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为主要动力,其深层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通过运用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布哈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三大经济根源进行了分析,从而奠定了帝国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布哈林对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动力、体系的深层结构及其特征的思考是经得起检验的,但对帝国主义战争三大经济根源及其不可调和矛盾的分析则绝对化了。     

孙中山权力制约思想的法理阐释

孙中山的权力制约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主权在民"是权力制约思想的逻辑起点,"权能区分"是权力制约思想的理论支柱,"五权分立"是权力制约思想的核心内容,"以法制权"是权力制约思想的实现路径。这一思想既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又因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更关照了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对中国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增长陷阱”与收入分配治理

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的理论模式及批评

组织与权力是城市社区治理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对中西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前人研究进行了描述并做了理论分析,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组织与权力出现的理论解释模式主要有:国家与社会理论;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社区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