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诞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引入这种制度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改革成效最好的国家之一。本文在回顾90年代以来瑞典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瑞典名义账户制设计和实施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以期对十几年来瑞典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效果做出总结与评价。     

英国公共养老金结构性改革中的参数因素

英国是少数实现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结构性改革的欧洲国家之一,但这并非表明在英国养老金改革进程中参数改革的作用小、地位低。事实上,参数改革不仅是公共养老金结构性改革的配套措施,而且为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结构性改革准备了条件,参数改革是公共养老金计划发展的常态化措施。在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财政约束和政治约束四重压力下,英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设计者不断研究调整改革公共养老金的主要参数、计算方法以及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功能。     

意大利养老金改革及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建立了待遇非常慷慨的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人口老龄化、经济低速增长与公共养老支出快速膨胀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意大利开始对公共养老制度进行多种参数改革和结构改革,并尝试部分引入名义账户制。改革后,意大利公共养老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但其再分配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个人责任被大大强化的情况下,未来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群体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增加。意大利改革实践带来的启示有三个方面:以财政可持续为目标的养老制度改革应兼顾社会公平;参数改革的作用与价值不可低估;利益主体的知情和平等参与有益于改革的合理推进。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可持续的实证研究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本的出生率、抚养比、人均寿命等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子老龄化现象越发严重,直接导致了加入公共年金人数的减少和领取者的增多,公共年金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代际间、代际内不公平,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制度的可持续遇到严重挑战。但是,实证结果显示,加入公共年金制度可以降低风险,提高福利水平。运用自回归模型对未来30年公共年金收支缺口的预测,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可以实现可持续。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及面临的新课题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是一种"国民皆保险"、代际间抚养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5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改革,特别是,人口少子老龄化、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等人口结构的变动,更是加快了公共年金制度改革的步伐.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仍面临着信任危机、代际问负担转移、财政收支困难等新的课题.     

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由于遭遇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尽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储蓄率、消费率、投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了基本适合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     

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

1989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中东欧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也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总体看,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又具有较强的共性。在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先后经历了三次改革,即1990年到本世纪初的参数性改革、本世纪初到2008年以前的结构性改革和2008年以后的多元化改革。在深入分析各国的改革措施及其得失的基础上,本文还简要介绍了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以及各国下一步改革的趋势。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及其启示

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福利危机的研究中,福利国家退却通常被等同于减少国家对社会服务领域的干预。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表明,福利的扩张和削减与国家作用大小并不是同步的。二战前法国的福利制度随着国家作用的上升从分散走向统一,二战后确立的福利制度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一种平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调整则伴随着国家权力在福利体系中的上升。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福利制度理念、福利体系结构以及福利提供方式是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的三个重要方面。     

解析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

本文系统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的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进程,指出撒切尔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放弃福利国家的充分就业目标,转而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就业",这是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重大变化。布莱尔工党政府执政期间,通过"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对上述变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并未改变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此后,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工党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进行了某些制度调整,主要目的是提高效率,而非改变方向。文章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动因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并非完全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改革之所以能够持续进行,根源在于顺应了这些结构性变化的要求。     

意大利九十年代以来养老金三个支柱改革进程——兼论引入“名义账户”的前途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浪潮中,意大利作为老龄化危机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迫于财政压力开始对其养老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名义账户”的首批实践者。改革后,意大利确立了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近十年的运行实践表明,“名义账户”制在意大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成为发达国家成功引入“名义账户”制的一个拓荒者。本文首先分析了意大利旧体系的弊端,交代了改革的背景和动因,分析了新制度带来的诸多新变化。最后,总结了新制度面临的问题、挑战、经验和教训,同时还指出,未来的改革进程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欧洲国家公共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结构还是参数?

近几十年来,欧洲福利国家的兴衰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模式,福利国家及其提供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养老服务,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改革在欧洲各国经历了不同的遭遇。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是否已经走入绝境,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改革。近些年来在欧盟内部出现的被称为"参数改革"的实践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就这种参数改革及其与"结构改革"的关系以及对福利国家前途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俄罗斯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对2021年《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的分析

《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是为具体落实2020年修宪中提出的统一公共权力体系而出台的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联邦法律。本文以该联邦法为研究基础，对公共权力概念、法律出台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梳理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联邦中央、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三者的权力关系，并对俄罗斯联邦制20年的改革逻辑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统一公共权力体系建立的最大变化，在于将不属于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纳入到公共权力体系，统一由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管辖。联邦中央自此完成了对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两级机构的统一，使国家权力下沉至基层组织。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来看，中央对地方的组织控制、程序控制和责任控制的力度继续加大，同时垂直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归结而言，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以及统一公共权力体系的建立，受安全和稳定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制度逻辑的影响。三者既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也是影响俄罗斯联邦制发展的最大变量。     

新加坡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以"竞争、分权、回应性和效率"为目标对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革新,在改革公立医院收费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了公立医院集团化和公司化改革,创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医疗服务体制。审视新加坡公立医院改革的历程,以竞争为导向重构医疗服务组织体系、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增强医疗服务的回应性、以分权为导向增加公立医院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推行公立医院集团化改革的经验对于推进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日本提高消费税增加公共年金收入研究

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公共年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遇到巨大挑战。为此，日本政府想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增加公共年金收入，维持其收支平衡。本文从公共年金的需求弹性特点出发，研究了日本提高消费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并得出了启示。     

欧盟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投资转向:理念发展与政策评估

通过对欧洲社会保障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双重反思,以安东尼·吉登斯、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为代表的欧洲学者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社会投资"思想,为重建欧洲福利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接受了"第三条道路",以就业参与、人力资源培育和家庭服务以及儿童保育为三个核心要素的社会投资政策逐渐体现在其社会政策和就业政策改革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紧缩威胁到了社会投资战略的执行,但是危机也为欧盟进一步推进成员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机会。     

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学习和创新是东亚奇迹的基础,而快速学习和技术创新则源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由企业能力建设、创新网络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政府作用等要素构成的。与东亚创新体系的成功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从未受到过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陷入了瘫痪。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四点启示:积极获取外国技术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发展战略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振兴民族经济的责任感和政策实施的方式很重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加强国家干预。     

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背景分析:以马中建交过程为例

本文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过程(1949—1974)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元启发理论分析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前(1945—1957)笼罩在英中关系之下的马中关系,并把它作为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中冲突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接着分析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中对抗与冲突关系的深刻背景,揭示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利益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然后分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马中和解与建交的背景,诠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发展、关键领导人的个人素养等因素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最后对马中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法国养老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基本养老制度、补充养老制度和再补充养老制度构成的养老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人口老龄化、经济萧条等因素影响下,该制度陷入了收支失衡、难以持续的境地。从90年代初期起,为确保养老制度可持续,法国开始改革,在对基本养老制度和补充养老制度"开源节流"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撬动基金制的再补充养老制度的发展,使养老风险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整体而言,基金制在法国整个养老体系中的占比依然微弱,保持现收现付制的核心地位不变仍然是法国社会的共识。尽管如此。伴随着公共养老金的持续缩水、养老保障的二元分化、非正规就业的增加以及民众养老观念的转变等,基金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