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责与剩余控制权:决策避责类型及治理研究

近些年,地方官员渐渐出现了与以往晋升锦标赛建功作为不同的避责行为。行政决策领域中地方官员的决策避责呈现出隐蔽决策议程、偷换决策主体、空转决策程序、转变决策形态、自设决策责任等不同类型。从剩余控制权理论视角看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与目标替代、考核控制与任务冲突、职责同构与层层加码三个维度的内在矛盾性基于下级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而不断加剧。控制剩余控制权是治理地方官员决策避责的基本思路,具体包括准确界定剩余控制权的边界,完善决策程序和规范决策责任追究。     

王岐山:从学者到官员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掌声中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表情沉静淡定。从陕西延安一名普通下乡知青成长为泱泱大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四十载风雨历程之后,59岁的王岐山个性依然。救火队长、解困高手、     

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     

王岐山：从学者到官员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掌声中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表情沉静淡定。从陕西延安一名普通下乡知青成长为泱泱大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四十载风雨历程之后,59岁的王岐山个性依然。“救火队长”、“解困高手”、“军令如山市长”……绰号颇多的王岐山自2007年年底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后曾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论基层政府官员法律认知的现状与提高

基层政府官员的法律认知依然陈旧，法律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浓厚，缺乏公民意识，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仍不相适应。应当从增强自我审查意识、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明确现代法治政府的正确定位、树立和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模式差异与重构: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变革

服务型政府所要营造的行政文化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本文化和服务本位的民主文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法律的授权、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公共选择理论对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指出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的目的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阐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行为假设与现实政治过程的非一致性;必须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宪法民主。公共选择理论尽管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对我国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对于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我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并以此规范我国政府官员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从政府经济行为看地方保护主义

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某些地区、部门、单位的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揭示出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中的基本特征，说明它的产生有其合乎理性的必然，这种必然性是与市场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相联系的。本文分析其存在的根据后，探讨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     

以社会正义规导行政行为:从实质到程序

《行政许可法》历经七年的酝酿 ,于 2 0 0 3年 8月 ,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计划经济时代是以审批管理为主的经济制度 ,通过审批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要求政府必须从广泛的经济领域撤出 ,实现从管制向服务的转换。这部法律的出台 ,将更好地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 ,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履行行政管理都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这部法律的出台 ,是我国行政法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它意味着中国法制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 ,标志着人们企盼已久的一个民主治理时代的来临 ,它将给中国政府和公民带来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本刊组织了几位学者对《行政许可法》颁布意义、内容探讨 ,旨在推动这部法律的实施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正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工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借此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三大关系。但这一改革依然艰难,因为这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行政审批是改革"枢纽"自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行政审批目录从2001年的4300多项,精简至新一届政府上任时的1700多项。李克强总理表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削减1/3"的任务已完成大半。但越往后,剩下的越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宅基地权利的行为探析

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基层政府侵犯农民宅基地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政府对宅基地发展权的垄断、政府土地行政权行使的失范、土地征收程序的无序,和村委会在维护农民宅基地权利的无力、基层民主不畅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兴起于公共管理难题、基层维稳压力、管理技术革新等综合推动,并体现为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管理团队、编码城市部件、理顺管理体制等做法。治理理论兴起给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带来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的多元挑战,而多元主体出现、社会组织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以及政府管理困局又为治理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实现治理理念的服务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治理机制的参与化是促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分隔到统筹:沿海发达地区基层党建格局的演变

随着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加速,统筹城乡党建问题日益受到党建理论界的重视与关注。不少学者围绕城乡统筹党建的现实动因、价值取向、演进趋势、目标体系等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索,并取得一些成果。但比较而言,统筹城乡党建的实践远比学者所想象的更复杂和多样,尚需要对统筹城乡党建的具体实践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探索,才能突破目前重政策轻实证、重局部轻整体的研究现状,才能在实践上有更多的创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