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     

浅析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下的官僚制

官僚制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官僚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制的解构包括对官僚制理性工具的解构、对官僚制高效率的解构、对官僚制公共性的解构、对官僚制民主性的解构；从后现代角度实现官僚制的重构要从重视并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量新审视官僚制的高效率理论、转变管理机构角色、重新构建官僚制的民主链条这几方面着手推进。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公共组织转型的现状与未来

以"个体性"和"实体性"为特征的官僚制组织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即周期性地陷入僵化的困境并通过组织变革而重新焕发生命.但是,深陷"个体"枷锁中的官僚制在变革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官僚组织的历史性.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促使了转型中的现代组织是围绕着"团队基础"而不是"个体基础"来构建,高效公共组织必须以公共组织高效团队为根基,而基于团队的公共组织形态--"团队基础公共组织"是开放性的、被社会所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也必将成为未来公共组织的发展方向.     

“官僚制“组织理论对军队管理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尽管70年代以来,官僚制理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马克斯.韦伯有着四年的军营生活阅历,其官僚制组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军队层级管理体制的特征.因而,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军队组织扬长避短,提高管理效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摒弃还是完善：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取舍抉择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理论界也随之出现了超越官僚制、摒弃官僚制的呼声。官僚制的确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摒弃官僚制还言之过早。我国的官僚制发展还很不充分,因此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待官僚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发展完善官僚制而不是摒弃。     

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

以"领导小组"为代表的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却也存在着设置随意与泛滥倾向。据此,在识别有效任务型组织构成要素基础上,理清有效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于更好地发挥任务型组织的积极功能,增强国家治理有效性已势在必行。基于以"创卫"为背景的两个案例城市治理过程比较,可以发现有效任务型组织在任务缘起、领导级别、组织结构、组织职能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弥补官僚制和浓缩官僚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其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高度浓缩的官僚组织,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框架下进一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基于官僚制理论演变视角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

传统官僚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20世纪取得巨大成功,但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官僚制出现一系列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改革传统官僚制,后官僚制就是在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中国公共行政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中,在选择公共行政范式的选择时要兼顾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传统官僚制和后官僚制。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特征的剖析 ,着重探讨了中国管理组织模式的现状及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要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出路 ,是在吸收、借鉴官僚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 ,发育、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     

政府责任及其实现途径的研究视角探析

社会各领域的秩序与法治密切相关,但其实践却取决于能否建立切实有效的负责制。关于政府责任的范围,可以根据行政同政治、社会及社会与政治间关系,以及官僚制内的各种安排等来确定。政府责任及问责制是某一国度内的国家建构并完善公共秩序的核心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上,必须强调"体制-机制-秩序"关系模式。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心要放在公共问题上的体制和机制方面。而县政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位置就是基层,其治理成效不仅具有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意义,而且与百姓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中国官僚制“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看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各国开始进入"后官僚制"时代,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各种改革.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官僚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析,本文作者对这一讨论作了综述.     

论合作制组织的学习与创新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学习、创新的问题,甚至"学习型社会""创新时代"等诸多与学习、创新相联系的提法比比皆是。然而,不仅在对学习、创新的认识、理解和界定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和组织运行以及变革上,怠于学习、拒绝创新的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组织而言,官僚制组织一经建立起来,就不再有学习的热情和创新的必要了。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即便鼓励学习,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或流于形式;即便倡导创新,也往往是局限于技术上或一些解决细枝末节问题的行动上。在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当组织模式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完成了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不仅组织自身,而且整个社会,在学习与创新方面都会成为最为基本的日常性活动。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范式选择:官僚制的建构与超越

官僚制在 2 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但自 70年代后期以来 ,官僚制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 ,西方国家针对官僚制的缺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 ,行政改革一方面要在倡导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建构现代官僚制 ;另一方面又要在更新行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改进服务机制等方面超越传统官僚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     

官僚制理论与我国行政改革取向

官僚制理论在当今全球行政改革的潮流中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但实际上 ,以行政管理效率为宗旨 ,以严密的组织设计、严格地依法办事、专业化的官员队伍为三大支柱的官僚制理论 ,目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发展期的国家 ,行政改革可直接参考西方官僚制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适当参照其他理论模式的合理之处 ,从而构建一个充满理性、法制、科学的官僚制体系。     

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官僚制二重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制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二重性，中国古代官僚制由积极形态向消极形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其精神面貌上，而且表现在其内部的制度和机制上。官僚制向消极形态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没有形成以社会的力量通过正常法律和制度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制。有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起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中就设想过的那种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我国的政府机关发生向消极腐败方面转化的趋势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