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徒“皈依”心理的形成、发展及预防探究——以浙江省仙居县“全能神”为例

以浙江省仙居县全能神信徒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收集资料,采用质性分析对邪教徒进行移情理解。试图揭示高压态势下邪教继续发展的缘由,普通人为何及如何走向邪教徒的过程。邪教徒皈依包含迷茫或平常、初信、互动、救赎、奉献五个阶段。邪教徒皈依心理的形成与所处的环境、邪教传播策略息息相关。随着皈依的发展和交通的再社会化,内在因素作用力增强,而环境背景因素影响力减弱。为铲除邪教滋生土壤,提出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反邪教场地化建设、临时困难救助制度和慈孝建设的预防措施。     

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

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思潮,针对一些学者所认为后现代的本质是反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这一思潮是建立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在德性与理性之间——西方政府的文化传统与功能指向

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德性的共和、理性的自由构成西方政府制度的两大文化传统。这两大传统也成为西方政府功能的限定性钟摆,从而决定了西方政府功能之基本走向——即既要保障德性的共和,也要保障理性的自由。     

在“自我”与“进步”之间——关于“进步”的若干思考

进步论的历史观在当代虽然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与反思,但在当今世界仍占据着支配地位。个体生命对"进步"的体验与评价和作为一种观念的"进步"之间的张力一直隐含在进步观之下,具体表现为进步观这种话语的总体性与个体对"进步"的体验与评判的个体性之间的张力。这种话语的总体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历史哲学中,而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体对"进步"这一话语评判的合法性也随之得到了确立。     

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中国法治进路的基本特点与态度

中国的司法改革究竟是一种司法的生长过程还是一种工具的完善过程?这是一个始终困扰中国法学的问题。本文力图通过研究中国司法改革在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中国司法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发展规律。中国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始终无法摆脱工具适应性调整的属性,相对而言它的自觉性则可能是一种预料之外的副产品,带来的观念上的突破与司法功能设定中的工具属性构成了中国司法改革中持续的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一种言行不一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成为了当下中国司法的合理选择。     

生存的眷顾与关怀——唐代兴教授生态理性哲学管窥

在古城大雪纷飞的日子，展读唐代兴教授仲夏时就赠予的《生态理性哲学导论》一书，责任阅读所进入的那份寂静和震撼，实在是多年来少有的精神经历。     

非理性的犯罪与理性的立法——暴力袭警行为之刑事法思考

暴力袭警严重侵害了警察的合法权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关于袭警行为是否应当单设罪名予以刑法规制,理论界与实务界有不同的声音。面对非理性的犯罪,需要的是理性的立法。因此,应对袭警行为的规制进行全面反思,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提出应对暴力袭警的新的立法建议。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在”“自由者”之间——黑格尔“对立之统一与和谐”思想再思考

辩证法曾经作为认识世界与社会斗争的指导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兴盛一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辩证法似乎要被打入冷宫。但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拥有其哲学自身的理路,对于它,庸俗泛滥的理解固不可取,简单的抛弃也非科学的态度。辩证法不是处世的小计谋,而是生命的大智慧,即是实现自由的方法和道路。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康德因其揭示了自由的先验来源而功不可没,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却使自由从康德的“天国”回到了“人间”,“对立统一”就是要使自我在他者中实现自身的自由,使自由成为存在于他者之中的现实;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不是自我对异己的消耗,而在异己中保持住自己,它既成全了自身,也成全了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是要让人在天地之间找到自身的位置。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德治国的理性建构

我们要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很有必要从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层面上去把握德治的本质。就国家统治者而言 ,德治意味着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就国家管理的治者而言 ,以德治国是正义的分配过程。在社会层面上 ,以德治国就是道德监督的过程 ,就是正义持有的过程。     

在“自然”与“人为”之间——休谟的正义论及其内在张力

休谟的道德哲学以情感主义著称,正义理论作为其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具体展开,在强调正义规则的人为理性设计性质的同时,对正义的道德感进行颇有价值的揭示,从而克服一直以来对正义的认识单单从理性角度阐发的片面性;但由于要同时照顾理性和情感两个方面,因此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在两者之间游移的特征。     

“赌”与“玩”之间——文化亲密性与民族国家认同

文化亲密性通常是指一个相对于外部而言的某一群体内部略显私密的领域。赌博作为文化亲密性的一个方面,处于内部共同社会性体验与对外展示之间的模糊地带,所同时具有的赌和玩的模糊性,使其成为一个意义生成的重要空间,也成为群体或者社区与民族国家交往互动的竞技场域,这种带有亲密性质的交往形式同时衍生出了相应的身份认同意识和内属感。     

知识与美德之间——西方道德的理性追求及其反叛

西方古代德性训诫以神话故事为线索,以天上的知识为载体。后经智者从天上拉回人间之后,道德知识不再具备彼岸的绝对性。苏格拉底为了改变城邦道德沦丧的困境,努力将道德拉回到理性的世界,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即美德的命题。道德的问题无法摆脱知识的问题,如此一来,又难以越过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之间的探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及其继承者利用分析和描述的手段揭示道德原理,大陆理性主义和剑桥柏拉图主义的拥趸则利用演绎与推理的方式为道德正名。终归没有知识审查的德行是肤浅的,绝非仅仅是藉由情感体认、日常躬行和理性升华后应然的美德。自从了解到知识、理性的有限性,人就在不断寻求知识去接近有知世界的过程中体验存在,也是对至善的追求。     

自由行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简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以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为支架，强调以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分析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语言的关系，挖掘被主流意识压抑的它异元素，批判、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及语言异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特征。     

理性与情绪之间——读《贩卖毒品罪研究》有感

《贩卖毒品罪研究》以法益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就贩卖毒品罪的侵害客体、构成要件、犯罪形态、刑罚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运用抽象危险犯理论对贩卖毒品罪的本质进行重构，并对现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一些误区进行了细致的辩驳和探究，对于重构贩卖毒品罪理论体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搭建”与“调控”之间——法官在刑事庭审中程序功能的研究

法官在刑事庭审中承担“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这两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从世界各国刑事庭审程序来看,法官现实的程序功能不尽相同。我国法官在刑事庭审中也承担了“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部分的程序功能,并尽力在这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从药家鑫案与加拿大碎尸案导入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重义轻利”与“兼相爱，交相利”——以“利”管窥儒墨和谐观

中国古代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建设和谐社会应当以“交相利”为前提和基础;应当在“交相利”的基础上“重义”,以“重义”为先导和保障。     

对“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理性思考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某些功能正在弱化。但是,在“民工潮”继续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则意味着粗放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必须因势利导地向着集约型劳动密集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因为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是一种低劳动生产率、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是建立在劳工的低福利基础上,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城乡二元结构是“民工潮”和“民工荒”的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