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雾霾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污染气体排放不断增多,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跨地域治理难度加大,区域合作成为必然选择,而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成为解决雾霾问题的关键。目前,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仍面临着参与主体单一、各组成部分首要目标不一致、合作机制水平低、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完善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在领导机构上,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环保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在组织构成上,设立办公室、专家咨询组两个日常机构;在组织运行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京津冀利益协调机制、区域协作长效机制、合作成效保障机制,以推动京津冀的府际合作。     

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走出雾霾锁城困局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个涉及对象广泛的公共环境问题,雾霾的有效治理亟需清晰界定利益相关方并识别其行为选择,找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进而寻求多主体协同治理策略,力求在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氛围中共同推动雾霾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前,面对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主体,应秉持优势资源互补、统筹合作增效、兼顾多方利益的协同治理思维和集体行动逻辑,为雾霾锁城困局的突围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以此构筑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雾霾的新格局。     

京津冀重污染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近几年的环境监测数据表明,京津冀区域的各项环境污染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最后10位的城市中,京津冀区域的13个城市基本上要占据6个~8个席位。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要求京津冀三省市在环境治理方面必须通力合作,通过协同治理使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取得根本性改善。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偏好不同、区域内环境治理的法律规范不统一、环境监管分别执法、环境协同治理缺乏制度性保障等。为了使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达到预期目标,应着力统一区域内环境治理规范,建立区域内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和环境监管联合执法机制,完善区域内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模式——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分析框架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直接关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深化京津冀协同目标的实现。目前,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外部因素、共享因素以及隐形因素的掣肘,突出表现为雄安新区发展基础的滞后性、京津城市的虹吸效应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落差、顶层设计的推进与落实缓慢以及区域内城市主体定位的不明确、发展目标的偏差与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基于协同学理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应谋求多元、系统的运行模式。具体来说,加强协同的顶层设计是基础,有序推进协同发展的交通圈、产业圈、智慧城市圈、环境治理圈是关键,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是催化剂,完善沟通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与联合监督考核机制是保障。     

京津冀地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现状与对策

京津冀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雾霾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雾霾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公民是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京津冀地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有相对较好的基础和便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参与环境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参与缺乏保障与动力以及信任危机等方面的困境。京津冀政府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提供支持和保障,提高雾霾治理的效率。     

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京津冀政府间关系包含中央政府与京津冀三省市政府之间关系和京津冀三省市政府自身之间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政府间关系中既有良好的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不良竞争。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改变了京津冀政府间关系的主体结构和互动机制,有助于推动京津冀政府间协同互动,从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主导与协作:多元视角下的城市治理探析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的城市治理带来了环境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挑战.城市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城市治理中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需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私营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治理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责任共担,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对治理主体关系的重新调整,将政府单兵、单边行动转向重视吸收市场力量、公众资源,将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取向,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不同主体职能的进与退,构建起促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主导协作关系.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研究

京津冀三地覆盖空间污染比较严重,区域空间生态备受关注。实施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生态优先国家战略,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我国面临的传统农业文明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脱节掣肘而做出的积极回应。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能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当实践载体,能使生态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以人为本"。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筑守区域生态空间治理的社会基础。优化公共权力顶层设计的系统功能,强化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政治意蕴。完善利益互惠共享市场机制,形塑生态共融命运共同体。健全多元参与衔接机制,促进生态共享协同共治。     

区域海洋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合作治理

区域海洋管理是适应海洋管理发展的新模式。基予以利益为视角的区域海洋管理的需要从利益层次角度对区域海洋管理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解构,分析海洋治理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海洋管理中的政府间依赖、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发挥各管理主体的功能,形成一种区域海洋管理视域下的海洋管理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通过确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善治视域下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合理性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是合理性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利益相关者。在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问题上,不同类型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同一公共事务治理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角色也处于转换状态。合理性治理结构需要各治理主体间权责边界清晰,主体功能发挥;加强利益协商,搭建共享平台;建立互动发展,整合优化资源;形成主体意识,重塑公共精神。合理性治理结构的现实绩效包括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重构社会资本,化解社会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回应公众诉求;促进组织互补共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真正实现善治的目标。     

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分析 ——以C市为例

近年来,环境治理已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单一的政府管控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环境治理需要变革,不仅要"治理"环境,还要"保护"环境,这种综合性治理就要求政府联结其他主体,构建由政府主导,包含党委、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本文以C市的调研资料为依托,实证检验了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政府可以在建立联动机制解决次生环境问题、强化政策创新扩散等方面发挥作用,以求系统、协同和整体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劳动关系协同治理:京津冀的治理实践与完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劳动关系领域的协同治理亦成为现实选择。顶层设计、区域协同发展、新型劳动关系涌现以及信息科技发展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运行机理。三地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搭建了劳动关系协同治理的层级框架,构建了跨区联动机制,拓展了跨区劳动力对接协作机制。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呈现出政策推动、问题导向与共赢逻辑的运行表征。协同治理强调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特征,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需要构建一种多元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场域。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研究——交易成本的视角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导致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激励不足、参与协同治理的意愿不强、协同治理实施难度较大。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改变地方官员激励机制以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建立区域大气污染利益协商机制以降低外部代理成本,设定区域大气污染任务清单以降低信息成本,明确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任务分工以降低谈判成本,加强监测和巡查以降低监督成本等。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指出攻坚行动计划具有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特征,但缺乏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对治理机制加以完善。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京津冀地区生态共建共享机制优化

建立京津冀地区生态共建共享机制,是新时期京津冀解决重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京津冀地区生态共建共享机制建设成效突出,但存在未彻底突破行政分割、注重具体问题的合作、地市级协作较少、尚未覆盖生态环境系统、生态惠益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应进一步彻底打破行政分割,增强政府主导作用机制,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力机制,保障生态惠益共享,扩大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有效促进公众参与机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