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调解”化解医患纠纷——上海市X区医调委的经验

针对医患纠纷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各地不断探索妥善化解医患纠纷的应对机制。上海市X区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警调配合、医调联络、诉调对接、访调对接等"联动调解"机制的运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形成医患纠纷化解合力,成效突出,是新时期治理医患纠纷的有益尝试。     

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加以及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影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何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断增加,甚至出现医闹、殴打医护人员的现象?本文通过一个真实的医疗纠纷案例,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医疗侵权赔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医疗卫生法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和鉴定"二元化"存在的不足,提出设置商业自行投保、政府投保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独立医疗过错鉴定和构建一元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调处“医患”纠纷涉稳事件的对策探析——以乐山峨眉山市为例

调处"医患"纠纷涉稳事件要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与保障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间的衡平"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把握好主体责任、依法调处、依法处置、综合治理四大原则,引导走司法鉴定程序并积极完善医疗救助帮扶制度。     

医患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发生后,为了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也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医患纠纷加以解决.在当今中国社会纠纷解决文化中,民众都普遍厌讼.不至于彻底伤及双方感情的非诉讼调解机制便成了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的首选.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当构建权威性、专业性、终局性的医惠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     

对医患关系的认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运行机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多种运行机制转变,其宗旨是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这种新旧体制的转变过程给医疗工作带来诸多新矛盾,新问题。医患关系作为众多矛盾较为突出的体现,使人们特别是医     

美国医疗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现状及发展

美国医疗纠纷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卓有成效,其不仅包含作为传统非讼手段的调解、仲裁、和解。还创设出监察员制度、事实调查、建立共识、混合式ADR、聘雇退休法官程序、微型审理、简易陪审团审判、诉前审查庭等多种方式。因受到司法机关与行政单位的重视和民间团体的大力支持,美国ADR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双轨并行、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当前,针对我国医患纠纷事件频发,伤医事件愈演愈烈的情况,将ADR机制导引入国内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妥善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可行的途径。     

论重新架构我国医患纠纷的多元化处理机制

综观我国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医患双方协商多隐含非公平、非自愿成分,卫生行政调解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民事审判的权威与效率难以实现,而医疗责任鉴定的公平与权威备受质疑,因此,该机制不能适应妥善处理医患纠纷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的需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及运行表明,多种性质、功能、程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各有其运行空间,且能形成功能互补,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具备的意思自治、非对抗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其对处置医患纠纷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重新架构与配置我国医患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的设想为：保留但限制医患双方自行和解,设立医事仲裁和医患纠纷第三方专业调解制度,以医、法结合的原则对医患纠纷的审判及鉴定机制加以改进,并建立审判机关与鉴定机构在医疗事实认定与过错责任确认方面的协同机制,形成多元化机制并存、互补的良性结构。     

新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新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大健康观、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药产业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在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健康扶贫工程、分级诊疗和社会办医等医疗卫生供给侧改革方面亮点凸显。同时,新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内容丰富,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是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首要原则;高效的顶层设计是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关键;"以基层为重点"是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内在要求;自主创新是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的活力之源。     

论医疗纠纷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机制建设——以四川省乐山市为视角

医疗纠纷是当前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通过引导医患双方平等自愿调解纠纷,推动医疗纠纷非诉解决的一种途径。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诸多制度性问题,必须通过"去行政化"改革,理顺运行机制,提高调解供给侧保障能力,提升调解公信力,更好地为医患双方服务。     

医患信任脆弱性:理论框架与反脆弱发展体系

近二十年,医疗纠纷事件频发,恶性伤医事件也屡见报端,直指医患信任系统的脆弱程度。已有医患关系研究与管理制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管理实践上重视自上而下的医疗服务质控体系及规制建设,忽略自下而上的患者赋能干预及制度设计;二是医患关系管理研究侧重于系统外部因素,未能将医方与患方作为共同体纳入医患关系治理的框架。本文以"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基础,以医患信任为研究为切口,分析医患信任脆弱性发生的系统内部扰动因素,提出"医疗服务感知-医患信任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反脆弱性核心思想为依据,反思制度设计,而非关注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提出自下而上的医患信任反脆弱发展框架体系,旨在为医患关系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与思路,为医患关系研究提出新范式。期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升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医患纠纷法律治理研究

医患纠纷本是在诊疗活动中产生的个别现象,但现在却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群发性事件．建立减少和有效化解医患纠纷的法律机制,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医患纠纷现状及其深层缘由的探究,进一步对医患纠纷法律治理现状的分析．为完善医患纠纷法律治理的机制提出自己的建议。     

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研究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市场经济时代,诚信是医院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医院要大力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以诚取信,以信取胜,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重建医患相互信任,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试论医患诊疗关系内涵及其复合性质——对医疗服务合同说的质疑

医患诊疗关系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理论和实务将其定位为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这种认识导致了普遍的社会认识错误,尤其是将医患各方的利益追求置于自身立场而使医患纠纷频繁发生并造成"医闹"乱象。实际上,医患诊疗关系属于复合型的社会服务关系,各方关注的价值是诊疗目标——救死扶伤、解除疾患与异常,这需要在认同医疗目标的个体特异性、医疗科技的有限性和医疗风险客观性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制度提升对医疗社会性、强制性、永久性的认识,设计合理的制度,减少医患纠纷并解决医闹现象。     

失衡的“天平”——试论社会工作在医患关系中的介入途径

2014年8月,"湖南湘潭产妇剖腹产死于手术台事件"再次将医患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无论是"10·25温岭袭医事件"还是近期的"湖南产妇之死事件"都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的反思。医患如同天平的两端,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势必造成对方利益的受损。医务社工的介入对于缓解医患矛盾、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理解、改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医患纠纷第三方解决机制成立的探讨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医疗纠纷领域,民事诉讼是目前解决医患纠纷的最终途径。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需要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一个公正的外部机制——第三方解决机制来处理医患纠纷已是呼之欲出的时候了。     

从浦东“4.24”仁济医院事件看医患纠纷问题处置之要

医患纠纷作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极易成为诱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案事件的导火索。当前,患者及其家属不仅高度重视治疗效果,更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医疗作风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造成医患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医患纠纷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当前一个热点问题。     

医疗合同附随义务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医疗纠纷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加剧、纠纷增多,不仅有损患者利益,同时也威胁着医生的正常执业活动及医疗机构的正常运作.究其原因,与当今的法律、法规对于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和全面,导致人们认识上、行为上的混乱不无关系.医疗合同附随义务的存在及其价值判断,对引起立法者、司法实务人员、医...     

医患纠纷调处及其若干问题思考

医患纠纷在我国的许多城市主要是大中城市不断发生且逐年增多并处于高发状态。有效遏制或减少医患纠纷，必须完善医患纠纷的立法调解和鉴定制度，从提高群众的医疗常识入手，不断提高医疗救治和医疗管理水平，形成医患纠纷化解长效机制。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必须修改，重新规范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从而为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医患纠纷协商处理的法律规制

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医患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医患协商对化解医患矛盾纠纷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医患双方力量不对等、程序规制与规则约束不足、事实认定不清、医疗过错责任界定模糊甚至规避法律责任的弊端,应通过限制医患协商的范围等措施予以程序规制与规则约束,确保医患协商和解的公正合法有效。     

基于利益协调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我国医患纠纷呈现出尖锐化、群体性、社会性等新特点,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医患利益关系失衡。构建医患利益导向、利益表达、利益调节、利益补偿、利益约束和利益矛盾疏导等机制,最终促进医患双方利益的协调,是防范及解决医患纠纷问题的基本思路。医患利益协调机制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组织和社会等层面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