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试析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去向

官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还没有其他一种理论模式可以超越或者取代官僚制的地位，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官僚制的弊端，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制度理论，这样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开阔思路。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层制

在早些时候，许多学者对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译成“官僚制”，但是通常人们对“官僚制”会产生误解，把“官僚制”等同于“官僚主义”，比如一提到“官僚制”，就会把它与“低效率”、“专制”等同起来，把它作为“低效率”的代名词，也往     

解构官僚制:我国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西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长期主导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多元治理之间存在价值紧张,官僚制与日益复杂的多元需求明显背离,已难以满足社会管理需要。解构官僚制,探究其缺陷,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官僚制管理形式,大力发展社区,实现由"官僚统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不失为创新我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理论创新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是国外政府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代表。在上述理论创新中,法默尔通过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变样等步骤构建起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公共能量场等概念建构起了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主要讨论最前线公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网络治理理论则讨论权力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这些理论通过批判传统官僚制理论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了关于行政领域创新的观点和理念。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浅析马克思对官僚制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官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一般工具,与国家相同,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官僚制具有形式主义,特殊化,神秘化的特征。它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巴黎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制度。     

探寻新的组织形态的行政学研究

2008年的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这场经济危机是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振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其中,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组织是行政学研究中首先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官僚制组织是最为理想的承担工业社会治理功能的组织的话,那么合作制组织将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主体.与官僚制组织的线性结构不同,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是一种网络结构.合作制组织将使官僚制组织中的一切病患得到解决,将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或者说,它是一种最具有整体效率特征的组织形态.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制度供求及其“内卷化”困境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官僚制重塑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各级政府对大部门体制存在制度需求,也存在制度供给及约束。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面临着"内卷化"困境,这实际上也是官僚制重塑面临的困境。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中探析行政人伦理建设

随着韦伯官僚制弊端的日益暴露,“超越官僚制”、“重塑政府”、“再造政府”的呼声日趋激烈。传统官僚制及现代官僚制中,行政主体伦理道德的缺位,业已被发现并得以广泛关注。然而,在行政伦理建设的两大方法即内、外部控制的采用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西方学界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行政人人性不同认识的一场博弈。因此,对行政人人性的把握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以行政人的伦理建设为研究对象,从行政人人性的角度出发,力图在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内外部控制,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行政人伦理建设体系。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官僚制到整体性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基于网络治理的矫正路径

官僚制中的政府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责任,而替代官僚制的整体性治理由于治理边界的模糊必定导致政府责任的模糊。要使政府负担起积极责任,则需要从网络治理入手,从根本上再造政府组织模式。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正确选择——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模式并存

在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猛烈批评并被逐步摒弃的今天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范式呢?笔者认为 ,公共行政范式的确定是由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是随心所欲的 ,同时也有赖于行政主体基于正确的认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而慎重地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沦和实践 ,建构以官僚制为主导的多元行政模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一、官僚制 :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行政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组织…     

"精神分析"学说与方法及其在官僚组织研究中适用问题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说与方法,它已日益显现其在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组织研究中的适用性.在韦伯意义上,官僚组织主要是基于理性原则的假设,它是人类理性选择和有意识规范的结果.社会也普遍通过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一律灌输官员的"公仆"意识.但是,现实的经验表明官僚组织与官员的有意识似乎受到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其行为方式也会表现为病理性特征.这些都是传统官僚组织研究忽视或否认的,精神分析却为我们掀开官僚组织与官员作为"自我"的真实存在.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