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受贿始末：政治明星 极端蜕变

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转移藏匿2500余万元涉嫌贪污，该案是迄今为止海南省查办的受贿数额最大的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谢的落马表明，在不够完善的体制面前，如何制约个性官员的人治色彩，才是体现以民为本制度的关键。     

逃避监督自焚身——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受贿案剖析

2008年4月21日，海南省委作出决定，给予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2008年8月25日，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谢明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庭认定，自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三点质疑

2008年8月，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海口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审理查明，谢明中受贿1800余万元，另有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按照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谢明中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若按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新规定，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定最高刑也不过10年。     

从仇和现象看政治合法性

仇和现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一般折射,从仇和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一般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包含三个纬度:价值认同,即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权力意识;政治共同体认同,即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政治行为认同,即政治行为所带来的民众认同。这种合法性构成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对西方政治价值的糅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仇和落马,明星官员的另类仕途

2015年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直播刚刚结束,官方便迅速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沉寂许久的仇和再一次回到公众视野,或许是他官场生涯的最后节点.在过往两年中,人们熟悉的个性官员仇和似乎已经削去棱角.从一名时刻搅动舆论旋涡的明星官员到一名涉嫌违纪的部级领导,仇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位明星官员的另类旅途又为何走向这个终点?     

个性官员：责任与信心的破茧

当下，中国官员的变化有目共睹。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中国政坛上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有个性、有胆略的“能官”、“个性官员”。     

眼前无路回头迟——贪官伏法警示录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批中高级干部因腐败被处以极刑：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阎健宏，河南省汝州市原市长徐中和，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湖南省机械工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林国悌，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德元，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诚，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     

海南政治明星的轰然坠落

2007年12月31日,海南各大报刊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一条消息：因涉嫌巨额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被移送司法机关。报道披露,这是海南建省20年来“查办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     

马德案: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

2005年3月22日上午 9: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准时开庭审理原黑龙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涉嫌卖官受贿案这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牵涉到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正省(部)级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     

政府与民众应当如何沟通

《昆明日报》四个整版公布党政领导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的新闻近日受到社会舆论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公布的范围广，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尽在其中；二是公布的力度大，远远突破了此前“市长热线”流于形式的层面，不仅公布了电话号码，更是将职务分工等“敏感”信息全盘“爆料”；三是主政者的名气响，个性官员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昆明的官场风气是否能够为之一变，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     

不能再等:800万巨额财产源不明仅判三年

"10年还太轻,死刑都不为过." 2500万元,装满19个密码箱.原海南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以两个强大的数据刺激了公众对贪腐近乎麻木的神经.其中有80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此项仅判有期徒刑三年.     

饭局上怎么讲政治？

饭局,是人们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在不少人印象中,官员尤好饭局,十八大之后,这些饭局明显减少,但不妨碍在饭桌上,依然要讲政治.     

贿选层级上移的政治解读

随着换届过程中一件件拉票贿选事件的曝光，舆论对贿选官员的斥责不绝于耳。拉票贿选现象确实让人深恶痛绝，这些贿选事件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官员道德问题，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必经阶段，折射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的困扰。     

19个密码箱锁定贪官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落网记

2008年新春到来之际,南中国海上的美丽宝岛海南,再一次吸引了世人惊诧的目光. 　　海南著名侨乡--文昌市出了一个大贪官!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涉嫌犯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     

王怀忠认罪服法"三部曲"

阜阳市是安徽北部一座重要的城市,近年来突然备受媒体关注,只因为那里有两个大贪官落马,其中之一是原市委书记王怀忠。 2002年5月底一个闷热的下午,200余名官员神色凝重,鱼贯进入安徽省阜阳市委会议大厅。这些官员是阜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和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下辖各县市的负责人。他们是应中纪委、安徽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的召集,前来观看一部令很多人心情沉重的资料片。 屏幕上,一个“看起来状态不太好”的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脸扭向一边。镜头切换之后,这个50多岁的男人开始双手蒙脸,哭泣起来。镜头再换,此人“扑通”一声“趴”在…     

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来临前夕，他走上了被告席。他是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厅长、儋州原市委书记赵中社。2014年12月3日上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口开庭审理此案，检察机关当庭指控，赵中社受贿18起，受贿金额共计1077余万元，同时还滥用职权、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此外还存在涉及包养情妇，与他人通奸等问题……     

科层政治和中国《反垄断法》

中国的科层政治在如下两个方面影响《反垄断法》的执行结果:第一,科层政治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有重要影响,进而决定了垄断在中国市场中的形成。第二,科层结构和政治决策过程造就了行政机构的激励机制,并影响其对不同主体经济活动的监管。中国的反垄断执行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过程,涉及众多职能不同、目标不同,但工作职责交叉的中央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的激励机制和中国科层系统的显规则及潜规则影响了《反垄断法》的执行结果。     

仇和可敬 新政不可效

2月27日,《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以“仇和新政”为题报道了2007年12月23日起任中共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昆明的一系列活动和新措施。仇和在江苏任职期间,以铁腕主政著称,早为备受争议的地方官员之一。到昆明后,仍不改铁腕作风,新措施新风气扑面而来,继续引来好评和争议。     

逃匿深山八年的贪污行长

八年前，时任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临高县支行原副行长陈建学犯下轰动全国金融大案潜逃。涉案总额2300余万元。一批官员相继落马，他被列入公安部B级通缉犯，悬赏10万元缉拿。2011年11月8日，他突然投案自首，自称八年藏匿深山……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官员——由媒体不适当地肯定“仇和现象”引起的反思

《法制日报》用整整两个版面专题介绍和探讨以违法行政为突出特征的“仇和现象”,让人感到异乎寻常。仇和主导的八件突出的事例明显存在不合法性。他作为地方官员侵犯了其治下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宪法权利。法治应当是各级各类官员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底线。依法执政、依法施政是依法治国的本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现时代,一定不可以推崇和宣扬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威风”和因此形成的“政绩”。媒体不以批评的态度而以推崇的口吻谈论这些涉嫌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党政官员来说是一种误导,对于有关当事人将来的发展也会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