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管理模式的改革

论文认为,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角色的具体定位,要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政治管理行为模式的调整与改革.即实现:在治国方式上,从政策治国走向制度治国;在权力更新机制上,从选拔制度走向选举制度;在党政关系上,从以党代政走向党政分开;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从“大政府、小社会”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从高度集权、服从中央走向地方分权、基层自治.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提高服务质量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已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按照“十五”发展纲要精神，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应从“指挥者”转变为“服务者”，建立起政府与社会新型的服务关系。政府必须是勇于创新的政府，不仅要勤政务实、廉洁奉公，而且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克服过分重视行政管理、忽视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人民群众收入的偏向。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诚信: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和客观条件。然而,当下在我国却存在信用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道德困惑、产权制度存在缺陷、行政改革不到位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提升诚信水平,要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入手,重点是建立信用制度和加强产权保护,建设法治政府和信用政府,大力营造“信用文化”。     

一个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及其启示——以涟源市“屋场会”模式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和工作体系，增强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实效。健全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构建人人共享、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涟源市以“屋场会”为载体的群众参与模式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建引领、群众主体、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有益尝试，能为构建充满活力、治理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启示。     

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位”问题对策研究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不到位”、“错位”和“缺位”三个突出问题.“不到位”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尚未很好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错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缺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进程.解决的对策是:要澄清认识问题,转变七种旧有观念；要探索有效方式,用“三化”解决“三位”问题,即用大众化解决“不到位”问题,用现代化解决“错位”问题,用国际化解决“缺位”问题.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成因与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后,我国"阳光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信息公开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对基层政府而言绝非易事。目前,一些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空"、"假"、"慢"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些官员对公开政府信息的认识不到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存在一些盲区,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着误区,对政府信息公开缺乏有效监督。因此,加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要提高基层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自觉性,建立、完善和全面实施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大公众对基层政务的参与和监督。     

下基层要到位

提倡领导干部下基层，那么，究竟下到哪一级才是真正的下基层呢？《现代汉语词典》对“基层”的解释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联系最直接。因此只有下到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那一层，才是真正的下基层，否则，下基层就是不到位。     

创新育引留用人才的机制

近年来，清水县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人才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但是，人才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很好适应发展需要，人才引进、竞争、激励、流动等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步伐。为此，我县提出，要建立“精管细理”、“外引内聘”、“激励关怀”、“有为有位”的育才、引才、留才、用才机制，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农村基层权力的弱化及应对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弱化倾向,在当前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该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权力弱化的根源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集权型权力运行惯性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相矛盾,政府间利益和权能职责配置失调,政府转型不到位等。解决基层权力弱化问题的路径是:通过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信任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长效机制。     

构建基层党政人才培养链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尤其是能够形成一套面向基层识人选人用人的科学机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大力选拔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扎实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注重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     

社会公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公德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主义新风尚开始形成。但是，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认识不到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同志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缺乏正确理解，看不到精神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反作用，特别是看不到社会公德建设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因此，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软件”来对待，而社会公德建设更是“软件”中的“软件”，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样，便造成社会公德建设不力。2、社会道德观出…     

论点集萃

开发西部人才资源要处理好“六种关系”　江苏省阜宁县人事局王智　吴嵘撰文认为,西部人才开发要处理好“六种关系”:第一,给待遇与给机会的关系。第二,引进人才与盘活现有人才的关系。第三,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吸纳实用型人才的关系。第四,引才与引智的关系;第五,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的关系。第六,使用中青年人才与开发“二次人才”的关系。要在充分发挥中青年人才作用的同时,对到达退休年龄的确有贡献的高级人才和技术骨干,可继续留用,让他们为西部大开发发挥余热。□摘思想政治工作要谨防“五代替”　广东省惠州市委组织部杨荣撰文指出,当前,…     

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力

执行力,是从基层员工到企业领导都必须具备的重要技能与素质,是一个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执行力是一种竞争力,对个人如此,对企业、对任何一个组织乃至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如此,它是走向成功的必备能力之一,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人生态度。能否按质按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是执行力的衡量标准。“执行”,看似简单,要落实却不容易。执行力不强,或者说执行不到位,就不能完成任务、达不到目的。在一些企业,“总部意图出不了总部大楼”,以至上级各项决策和要求传递不到位,就是执行力差的表现。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指有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和社会形态.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法律、公平、正义都要让位于“关系”和“利益”,官官相护,结党营私等就不奇怪了.这种因某种利益关系结成的集团,是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遗毒,也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大敌.这种利益集团形成和存在,将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知识失业”的成因及其对策

在我国,一方面是高素质人才的工作岗位缺失,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高校毕业生无缘就业。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失衡、高等教育改革不到位是“知识失业”的主要成因。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知识失业”,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引导就业观念的转变和人才市场的发展,同时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     

加压式减负:基层减负难的一个解释性框架

基层减负是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对珠三角A镇的实地调研显示:基层减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基层工作人员的减负获得感仍然不强,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加班加点仍是常态,无效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加压式减负”的解释框架有助于理解基层负担“越减越负”的悖论:基层减负难,难在做形式主义减法的同时不断地做实质性职责扩张的加法,加压环境的刚性存在使基层处于一种任务超载而资源匮乏的境地,进而造成基层形式主义应对方式的蔓延。基层减负,不是要减少基层政府的工作量,而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优化纵向政府间权责资源配置,完善基层工作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基层更好地把工作重心落到为公众服务上来。     

完善“镇管社区”推进基层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对社会管理的新定位、新要求。随着城市化演进和人口流动与布局的快速变更,嘉定新城(马陆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为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破解新形势下完善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分工与合作机制的现实课题,嘉定新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