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移山填海的豪情壮志

1953年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把建设海堤的任务交给了省水利局(当时,我是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要我们配合厦门市各有关部门在海堤建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程设计和施工。这既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为鹰厦铁路进入厦门岛创造条件,也是厦门人民多少年来的夙愿。同时,还可通过“以工代赈”解决当时厦门部分就业问题。当时我们     

关于莆田建党建团的问题

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天,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记得当时我住的附近资本家门口,摆两盆菊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附近宿舍里开会。1924年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我的母亲。本来是想赶回家过元霄(正月初九日,莆田风俗不是正月十五日)到了十一日才到家,元霄已过。当时团的负责同志,要找以全国学生总会名义,回家去宣传。带了许多印刷     

红小鬼长征到陕北

我是辽宁人,1947年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和肖锐是在东北认识的,他当时在我们家乡名气很大,因为他在那指挥部队取得过好几次战斗胜利.后来组织上介绍我们认识,我们就这样相携相伴走过了大半辈子.他的长征故事是结婚后陆陆续续告诉我的.     

忆许彧青二三事

许或青同志离开我们了。战争年代,我和他是一起战斗一起工怍的老战友,每当我回忆起他的时候,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起我们同生死、共命运的一些往事。 我认识或青是在1938年1月,当时,我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四连政治指导员。一天,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罗桂华来到我     

素描与自传--一个外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要人(系列之一)廖承志--第二代革命家

前言 在30年代,我和我当时的丈夫埃德加·斯诺都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我们应该拥有同代人最为壮观的经历,而且我们基本上如愿以偿了.     

昆山战斗之后

下面记述的,是我在苏南的一段战斗经历。受挫一九三九年八月,一天下午,我新四军六团二营四连在江苏昆山县的梅田村遇上了大股日军。敌人依仗武器精良,向我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我们部队只好撤退。当时我们二排担负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我是四班班长兼机枪手。因排长负伤随     

永不消逝的友谊——我和黄昆在西南联大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１９４１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新的面孔出现了，那就是黄昆。当时，他已经从北京燕京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到联大来做助教。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一年后，在１９４２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     

我亲身经历的情报工作

正1946年,我14岁,正在锦州读中学。父亲经商,在锦州北二街城隍庙胡同有一处独门独院的房子。这年秋天,地下党员、和我同村的邓行方来到锦州,从事情报工作。在邓行方的启发教育下,我和我二哥戴家驹都参加了情报站的工作,我们在锦州的家成为情报站联络点之一。1947年年初,锦西情报站建在了我的老家——南票区暖池塘村,当时还属于锦西县。当时,邓行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辽西"师管     

我的自传(续完)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和张、谭两同志率顿新四军二支队经过赣州、吉安,转到皖南。我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同时兼任东南局的民运部长。当时我们协同皖南地委在军部驻地周围乡村发动农民的减租减息斗争。是年九月间,我到江南视察工作,经过一,二支队地区,都帮助发动了减租减息斗争。当时江南地区国民党没有部队,只     

住房变奏三部曲

每次回到老家,看着房前盛开的鲜花、错落有致的庭院、窗明几净的房屋和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我都会不由地想起我们家的三次盖房。家里第一次盖房时我还没有出生,当时的情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五·二○”运动中的暨大台湾籍同学

我是1946年秋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台湾籍同学许梦雄(现改名为许萌山,台湾民主同盟秘书长),和我相当友好。我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姜恒一同志(现改名为江浩然)有定期联系。他当时已秘密转入上海地下党的工人部门工作。我入学后不久,就参加“抗暴斗争”,接着又参加了“五·二○”运动。姜恒一同志总在我们组织示威游行前警告我:“如果国民党反动派用军警镇压你们怎么办?”我因为和暨大党组织没有直接关系,只好将这一“提醒”转告给我当时认为进步的同学和学生会的干     

一封珍贵的书信

我原名杨莉萍,解放后改用现名。940年4月我在延安军委通信学校十期高级班毕业后,恰逢周恩来副主席离延安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即中共央南方局),需带一批工作人员去,中电台通信人员是由军委三局在通校三期学员中选派的七名女同志。这些志中解放后在邮电部门工作的有三,邮电部机关有我和肖敏。当时通校选派我们外出工作是十分格的。校领导、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后为原四机部部长)都分别谈了话,最让我们去杨家岭由周副主席逐个谈。我记得周副主席谈话时,了解了我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时我已是党),说明外出工作的重要性,讲明将遇到的复杂环境,要我…     

李嘉诚的无我境界

我去香港,和李嘉诚吃了一顿饭,感触非常大。我们坐上电梯,开电梯门的时候,李嘉诚已经在门口等我们,然后给我们发名片。发名片后,我们一人抽了一个签,这个签是一个号,是我们照相时将站的位置,是随便抽的。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照相还要抽签,后来才知道,这是用心良苦,为了大家都舒服。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     

素描与自传——一个外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要人（系列之一）

前言 在30年代,我和我当时的丈夫埃德加·斯诺都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我们应该拥有同代人最为壮观的经历,而且我们基本上如愿以偿了.     

古巴人民的杰出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我最早了解古巴,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当时我们都能尝到古巴那种淡黄色粗粒砂糖。我还曾两次见到古巴主席卡斯特罗。第一次是1990年3月参加巴西新总统就职仪式期间,我看到卡斯特罗是到会的外国领导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第二次是1993年3月我出席在哈     

南充杂咏（之三）

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是最具有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于我个人而言,垂髫之岁就在父母的竹条下读《二十五史》,当时就     

我和周总理的两次见面

1962年6月9日下午，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哈尔滨电机厂高大的厂房。厂房内，机车轰鸣；厂房外，宁静庄重。在这里我们要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期盼中，周总理终于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出现在当时的水轮机车间。他满面春风，步展稳健，边走边和身边的随行人员交谈。当时，我是国家重大稀有设备九米立车的操作者。总理走到立车旁时，厂领导把我介绍给周总理。总理慈祥地微笑着用那温暖而有力的大手一下子握住了我那沾满油渍的手。当时我又兴奋、又紧张。我激动地说了一声：“总理好！”总理拉着我的手，走到操作台前，…     

研制“两弹一星”队伍中的年轻人

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是搞飞行器的。1960年分到当时二机部九局的第九研究所。学校里说你们是分到地方工业部,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问题。来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儿学习,后来单位又送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回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研究     

一本《汉语小词典》

在我的书橱内,珍藏着一本《汉语小词典》。每当我拿起这本词典,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共产党员》的一段情缘。 那是1986年,我在本单位一个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 《共产党员》是我的老师和伙伴。在她的指导下,我们的支部工作有声有色。年终,我又认     

割不断的情缘

正我依稀记得大概是1997年,那年我上小学。冬天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当时奶奶还健在,他在奶奶屋里坑边上坐着,父亲让我叫他为二爹。那时候听说二爹是从新疆坐火车来的,而且大包小包地带着新疆的特产。我们小孩围在二爹旁边听他讲新疆好多有趣的事,当时感觉特别好奇。虽然现在早已经不记得当初说的什么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