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十三、毕生尽瘁曾在「孤岛」上风行一时,而战斗十分艰巨的《文汇报》,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被敌伪扼杀了。政之先生立即函电催促。叫我重回《大公报》,任香港版编辑。我在清理《文汇报》的一些「善后」后,于是年七月即到了香港。那时,季鸾先生虽负责主持《大公报》重庆版笔政,但隔几个月必来香港住些时候,主要是治疗已到三期的肺病——那时尚无特效药。听说他是受蒋及张羣之讬,暗中和日方有所联击。季鸾先生寄寓在香港壁道,「二房东」是曾在上海报界叱咤风云的张竹平先生。三楼转租给胡先生,底层租给张先生,竹平自己住二楼;两「大」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三、衡老谈往时隔四十午,当年贫苦的孤儿,已成为一代报人的张季鸾先生,不幸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病逝於重庆。我闻耗怱促编写了一篇“季鸾先生年表”,刊载在九月八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关於他青年就学的经过,我是这样写的:     

忆魏建功先生

魏建功先生是解放初期加入九三学社的老社员,1953年我到九三学社工作就开始认识了他。当时魏先生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简报》的主编,我是《简报》的编辑;同时他在新华辞书社主持编《新华字典》,隶属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他的九三学社组织关系编在人民教育出版支社,我经常到这个支社下组,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十一、白圭之玷张季鸾先生在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成为国内有名的新闻评论家。一九二四年,飘萍先生在他的《新闻学概论》中说:「《中华新报》为政学会之机关报,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即季鸾先生),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营业方面,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八、生死之交邵飘萍与张季鸾两位先生,是我早年就崇拜的杰出前辈。在中学读书时,我曾如饥似渴地细读他们写的每一篇通讯和评论。一九二六年秋我入京求学,飘萍先生已于是年四月下旬被奉系军阀所害,真是‘缘悭一面’。张季鸾先生则是我从一九二九年调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受他的指引和熏陶达十二年之久,直到他一九四一年病逝。‘同行相妒’、‘文人相轻’,报社的其他前辈对飘萍的生活细节每有微词。而季鸾先生于同业人物,从不轻于评议;谈到飘萍,总极口赞叹其采访之高明、写作之精闢和对恶势力斗争之英勇。但他从未跟我谈起他和飘萍的交情。去春(一九八四年),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七辑,刊有方汉奇先生的《发现与探索》,详记飘萍的另一夫人祝文秀所提供的有关飘萍的一些史料,使我大为恍然。文中有一节专门谈‘有关邵飘萍和张季鸾交往的情况’,说‘祝(文秀)文有两处提到张季鸾对邵的帮助,一处是在邵遭到皖系军阀迫害时,张建议他到日本去工作一段期间,以避其锋;一处是幫助邵把譔男闼屯毡?说明两人关系密切。’文中还转引了祝提供的细节:‘一、大阪《朝日新闻》原来聘请的是张季鸾,张把这个机会让给了邵飘萍,并向《韩日新     

新胡同文化

北京的小型街道叫做胡同,有东西走向的,也有南北走向的。上海的小型街道称作里弄,方向就不好说了,什么方向都有,甚至弧形的也有。天津呢,仿佛居其中———老城区和北京差不多,至于后来在外围新建的,就有点像上海的里弄了。胡同和里弄的最大不同还不在方向上。关于这,北京专门出了一本《北京的胡同》的书,其中介绍了各式各样胡同的由来,很受读者欢迎。汪曾祺先生也写过一篇题为《胡同文化》的文章,讲述了胡同内部的“小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原则。前不久,浙江电视台记者来北京访问了我,要我说说对胡同的感觉。我脑子一“机灵”,忽然想到前…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一、引言记得一九四七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请吃“年酒”,我和顾颉刚先生同桌联席.酒过三巡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与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主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一指抗战胜利以后——作者注)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希望你们精益求精,继续前进,不负众望所归.”他这番话,对     

“我是北京佬”

陈敬贤先生是香港在内地的著名房地产业咨询服务企业戴德梁行集团的成员——泛城(中国)综合住宅服务北京公司的负责人。陈先生的朋友称他为“老北京”,陈先生总是幽默地说:“我不是老北京,我是北京佬!”陈先生说,北京给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享受。陈先生一看到宋庆龄女士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就露出很亲切的神情,因为他去过宋庆龄女士的故居。休息时坐着三轮车逛北京的胡同,参观古迹和名人故居,是陈先生的一个嗜好。     

華裔老報人黃隆泰

案頭放着剛郵來的黄隆泰先生的近作《荷屬印度尼西亞華人新聞業及新聞工作者一瞥),一氣讀完,薏猶未盡。文中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荷屬印度尼西亞華人新聞業,新聞工作者的大量記載,是迄今不可多得的史料。那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和這位現居荷蘭的七十七歲華裔老報人相識,竟成忘年交。他每次來北京,我們都少不了見上一面;平日也是互相書信頻傳,交情日篤。黄老先生早年是印尼有名的《獨立報》社記者,爲印尼的社會工作和中印(尼)兩國的友好交往作出了貢獻。他說,他去過世界許多國家,     

读者对列车服务员的批评与列车段的答覆

《中國建設》編輯先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我從北京乘坐二十一次列車到上海,在車上遇到一些現象,是亟待鐵路當局改善的。首先是用早餐的問題。旅客在餐車等候用餐時,服務员沒有按旅客叫餐的先后次序供餐,而是給坐在離厨房近的先送。我等待頗長一段時間後終於用了餐,但另一位比我還要早到而坐在離厨房更遠的旅客,仍在等待。他按捺不     

润物细无声——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对一个残疾儿的关怀

我5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工作。那时严文井是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平时他那严肃睿智的面容及其作品中流露的炽热的童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是领导,我对他既尊敬又有某种距离感。没想到,“文革“开始后我们成了邻居,先是同住北京东总布胡同60号院,后来我迁往小羊宜宾胡同。相距也很近。这时,我们才有了较多的互相谈心和感情交融,特别     

历史，在记忆中流淌——送别王芝琛

2006年2月4日,《一代报人王芸生》作者、《大公报》研究专家、《大公报》原主编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在北京病逝。他把自己最后15年的生命,全部献给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从西藏开始

2008年7月，在北京东四六条胡同里一个老北京四合院里，四合院的主人——旅居中国20多年的美籍作家龙安志（Laurence J．Brahm）把自己历时5年完成的新书《香巴拉宫随笔》系列（《寻找香格里拉》、《与神山对话》和《香巴拉之路》）赠送给了他的老朋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四个时代的记忆与彻悟——读周有光先生口述《百岁忆往》

107岁的周有光先生又出新书了，叫《百岁忆往》。当建安兄前段时间告诉出版消息时，我就期盼着早点读到，前几天他把书寄来了，我是那样爱不释手。腰封上的那段话，更让我震惊与钦敬，我想所有的读者看到这段话，心中也肯定会涌起我同样的情感。“在暑天里，他检点平生，     

民主人士的良师益友——周恩来与王芸生交往二三事

王芸生1929年夏进入天津《大公报》,从记者到总编辑、社长,直到1966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几十年来服务于报业。他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各界人物,然而,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却是从一场“笔墨官司”开始的。“打”出一生不解缘王芸生与周恩来最初的交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张我军与“新野社”

8年前,在北京举办“台湾作家张我军逝世30周年座谈会”上,当年82岁的北师大教授叶苍岑老先生,满怀深情地朗读了《悼挚友张我军》七绝四首,其中有“乐育堂中建笔社,命名‘新野’拓荒原”句.后叶老先生又补写诗序说:“1927年,余于北京师范大学识同窗张我军兄,彼此志趣相投,遂成莫逆.又与师大爱好文学学友组成‘新野社’,取开拓荒原之意,旋于‘乐育堂’(北京和平门外老师大旧址内一座两层简易楼房——笔者注)楼上觅得一室为社址.入社同仁每隔数周各交一篇习作,文中常针砭时弊,彼此传阅,读至击中要害之句皆为抚掌”.     

新版《张我军全集》未收入的两篇佚文

2012年，为纪念台湾文学家张我军先生110周年诞辰，北京台海出版社增订出版《张我军全集》。在增订编辑过程中，张我军先生长子张光正先生（何标）收到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秦贤次先生，发来的两篇张我军佚文。一篇是1949年7月刊登在台湾《台旅月刊》的散文《关西镇上看采茶》；另一篇是1928年9月发表在北京《新晨报》文艺副刊的小说《老北京》。遗憾的是，这两篇佚文发来时，新版《张我军全集》己付印，而未能收入。现将这两篇佚文分别刊出，以飨读者。     

用音乐点亮生命

又到清明,我们怀念一位音乐老人。他是一位指挥家,若干音乐作品在他的"指挥"下流淌出和谐而动人的交响;他是一位作曲家,用"半生"心血打造的"重庆人自己的交响"音画系列《巴渝风情》即将正式出版,他倾力创作的《长江》交响乐奏出其生命的绝唱;他是一位音乐教育家,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诲人不倦,乐在其中,桃李满天下的幸福是他辛勤付出的报偿……他,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唐福生先生。     

香港警察的慷慨与吝惜

我与香港警察只打过一次交道,但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却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2001年7月6日,我有幸参加浙江省公安法制新闻代表团赴香港考察。当我们在香港警务处采访时,我发现他们办的一份报纸《警声》,既有中文又有英文,而且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文化气息很强。于是,我问他们:“能否让我带一份《警声》回去给同事看看?”一名警官说:“你留个地址,我们以后给你寄去。”我留了张名片给他,但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这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我们毕竟不熟悉,而且香港和我们浙江丽水相隔这么远,谁还会不怕麻烦给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寄报纸?没想到,我回到…     

祝福这片土地……

在片土地上，在积淀古老文明与展现现代风采的北京，能够遇到这些人，我深深感谢上天赐给我如此的厚爱。我要祝福这片土地，祝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１９９３年随台湾省会计师公会一行人一同到北京拜会时认识的，当时他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初次到北京的我，人生地不熟，但台湾彰化出身的张副主席，见面时立即给予我们一行人亲切的问候和关心，当时便令我对这份来自同乡的温暖感到印象深刻。第二次造访北京，是１９９４年８月，由我亲自带团到北京拜会，并有机会与张副主席做更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