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的结构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部门内设机构的视角

借鉴物质化学反应的一般规律,从政府部门辅助类内设机构、业务类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和职能配置实践可知,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可以看作一个政府部门内部的结构问题。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建立在部门内部结构及其组成元素的基础上,旨在实现部门内部元素的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应遵循部门内部结构元素的制约共变逻辑,基于内设机构的正式自主性与事实自主性形成纵向上的制约共变关系,在辅助类内设机构与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形成横向上的制约共变关系。同时,也应遵循部门内部结构元素深度融合逻辑,形成纵向上内设机构与领导班子之间、横向上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能协同关系。因此,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应采取部门内部组织结构优化的方式,通过内设机构职能优化协同,完善内设机构组织运行的结构性机制。     

跨省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府际博弈与利益整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三大行动集团之间的并力共持,是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开启破冰之旅的关键。中央政府承担跨越行政区的省际统筹与引领职能,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执行和省际户籍转换职能,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协作供给职能。然而,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表明,由于三大行动集团之间存在"利益不相容",它们在跨省户籍改革中的府际博弈均体现出非合作博弈路径。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特征,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符合"囚徒困境"逻辑,而政社间的博弈则呈现出"智猪博弈"格局。要在跨省户籍改革中实现三大行动集团的利益整合,亟须构建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央地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与公共服务跨部门协作供给机制。     

统筹型大部制改革:党政协同与优化高效

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形成党政协同与优化高效、新型的统筹型大部制改革。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围绕目标体系统筹改革设计、着眼职能转变推进政府改革。改革从三职能到五职能、从微调到深度重组、从分设到党政协同、从议事协调到决策等方面进行体制创新。党政机构职能机构体系的统筹、部门间职权职责划分与协调、部门调整后职能与机构融合、机构重组人事安排与分流人员、依法推进各类组织机构改革问题,尚有待通过理论探索与现实实践予以解决。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模式的构建——基于城市社区安全供给的视角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主体包括公权力、市场化、公益性等多种组织类型。从治理与协同政府视角出发,多元主体间应实现从政府垄断基础上的松散合作向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协同模式转变。新模式中政府应扮演"战略主导者"与"能量输入者"双重角色,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应该从单纯契约授权向更具灵活性的契约授权与赋能授权相结合的方式转变。这一新模式应用到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领域,要努力克服政府的绝对管控角色所导致的执政党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委员会的权责困境。政府要加强对社会主体的赋能授权,为促进主体间结构向自组织式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通过构建沟通平台、完善协同制度、促进实施项目式安全协同等途径实现有效安全协同。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论政府之间关系协调失灵——问题与解决途径分析

政府间关系在垂直关系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同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水平关系上表现为平级地方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原因主要有:结构或权威碎片化、本位主义与信息沟通不畅。而解决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主要途径有:成立地方政府协会、进行冲突管理、建立政府间信息交流机制以及组织网络合作治理。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

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前沿，其从政策倡议转变为政策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有效协同。与既有研究较常关注的知识领域单一和执行主体明确的跨部门协同任务相比，营商环境建设的知识复杂性和执行主体不明确对科层组织运作形成了新的挑战。基于A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面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任务与既有跨部门协同问题叠加时，地方政府统筹部门采用了“赋权稳压”和“激励调适”两种机制——前者通过对部门择优赋权来高效传导压力，并在任务过程中将外部压力稳定输入跨部门协同组织运作之中；后者则通过重塑部门激励结构，消解因部门利益化与知识壁垒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监督难题——最终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有效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协同动力体系优化问题研究

优化政府协同动力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协同动力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地方政府囿于自利性而出现执行变异,导致纵向府际协同动力问题;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失衡竞争,构成横向府际协同动力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分散交叉和职责同构,形成部际协同动力问题;利益驱使下公务员行为脱轨,造成公务员个体与政府整体间的协同动力问题。为此,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增进生态文明建设央地协同动力;进一步协调各地政府间关系,增进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同动力;进一步整合政府各部门间职能分配,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职能协同动力;进一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协同动力。     

基于公民互助的协同生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新模式

发达国家常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适用于我国时遇到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公民互助的公共服务协同生产模式.公民并不是单一的、均质的主体,公民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使公民可以通过互助互惠满足彼此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公民与政府协同生产公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政府、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此外,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减少社会失序的风险.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基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思考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适应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但"公地悲剧"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文章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对策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包括在宏观层面上,弘扬区域政治协同发展理念,完善和健全区域组织机构;在中观层面上,创新区域地方政府间政治协调机制、合作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     

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政府实现养老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社会功能的积极发挥倚重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协同关系。理论上,两者应该是互惠共赢的协同关系,但是实践中两者关系却不甚融洽,存在着社会组织与政府非合作博弈造成的财政资源浪费,政府对社会组织项目评估过于形式化造成的运营成本增加,以及政府对养老类社会组织开展项目实施过程支持不足而导致的项目效果欠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增强社会组织竞争能力以改变两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关系,优化项目评估模式以消除原有评估形式化的弊端,落实政府责任以加强政府对养老类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的支持。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

从"公共组织间关系"的角度研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传统"政府间关系"视角的一种部分超越,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同质性的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从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同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类型,认为非政府组织在获得资源的途径方面具有结构性的差异;因此,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的差异;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资金支持的依赖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其自主性的丧失.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