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持人质案件中围观现象的弊端分析与处置策略

不论是暴力性劫持人质案件,还是一些"自我劫持"事件,处理好劫持现场的外层围观群众工作,对整个处置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理性认识群众围观在处置劫持人质案件中的弊端并合理处置,至少可以稳定事态,为劫持人质的后期处置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和平解决劫持案件奠定基础。     

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研究

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前置化处置的做法引发了传统刑法与预防刑法、保护法益与尊重人权、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的二元博弈。在反思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引发的二元博弈的同时,应当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立法的正当性。司法实践表明,刑法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的条款存在立法与司法间的严重断裂,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扭曲,应当对这些条款的司法适用加以限制。     

地铁反暴恐处置策略

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宗教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地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逐年增多,各国极端分子利用地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成为一种新趋势。对于我国民警来讲,有效快速地处置极端分子利用地铁类轨道交通工具实施暴恐犯罪活动,做好预防工作,不仅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处置预案、培养多层面的地铁暴恐处置力量、完善地铁的防火防爆监测和安检,积极推进反恐情报网站建设,而且要做好武力处置工作,如店内封控、攻心劝降、威力制服等。     

论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是全人类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面对恐怖主义的全球危害 ,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认识恐怖主义犯罪 ,探索其发生发展的规律 ,寻求更加有效地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 ,是理论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在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基础上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进行概括 ,对恐怖主义犯罪原因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了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     

社会冲突视阈中的政治妥协

冲突是政治的源泉,妥协则是政治的灵魂。政治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引导多元利益主体互利共存的一种基本政治策略和理性选择。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培育公众的政治妥协意识,营造一种宽容和谐的人文精神,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可行性合作,更是化解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实现多元一致所必需的公共理性。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量因素初论

定量式规定构成了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分则罪名立法模式的重大区别。犯罪定量因素的本质在于其体现了行为达到应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基本犯既遂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犯罪定量因素不应局限于客观的犯罪数额、犯罪结果,还应当包括犯罪动机和不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论手机信息犯罪

信息时代,网络日益冲刺着我们的生活,智能手机应用日益普遍,利用手机网络发送信息成为人们之间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但短信息在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应对违法犯罪的对策如下: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侦查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短信犯罪的管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社会积极因素;通过新闻媒体,加大对短信犯罪的形式和危害的宣传,加强法律宣传力度;建立切实有效的短信监控机制。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海峡两岸警务合作

泛滥两岸的电信诈骗犯罪具有非接触性、运作产业化、技术智能性等特点,要求两岸侦查机关简化程序,展开常态化、形式多样化的警务合作。两岸近年来的警务合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这是两岸警务合作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两岸应协商建立和完善定期会晤制、直接联系人制,适时开展犯罪信息互换平台建设,强化培训、交流,以推进两岸电信诈骗犯罪侦查警务合作深入发展。     

论刑事犹豫制度在未成年犯罪中的运用

未成年犯罪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从惩罚主义走向保护主义是各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上通行的做法。刑事犹豫制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制度,有利于消除刑罚所带来的“烙印效应,”在报应与功利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当的结合点,在适当的惩罚的基础上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寻找到了一条捷径。     

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兼行并用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决定着刑法限度的扩张或紧缩。在功能上,二者是方向相异而功能互补的一体两面。因此,刑事立法不应一味采取单轨运行模式,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必须交互使用,不可偏废一方。应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适时进行刑法的立、改、废。刑法限度不能一味地扩张或紧缩,它应当有自己的弹性限度。     

论大学图书馆道德教育中的反道德现象

大学图书馆的德育功能毋庸置疑,但其中的反道德现象亦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是图书馆馆员缺乏德育意识;二是大学生普遍具有道德认知,但缺乏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三是图书馆是陌生人空间,缺乏对道德行为的监督。因此,高校工作者要突破传统观念,明确图书馆作为大学学习中心的地位;改革人事体制,提升图书馆馆员队伍的素质;多管齐下,构建图书馆全方位德育体系。     

论失业保障制度在反失业中的功效

转型时期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既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又有利于促进再就业的失业保障制度。当前,失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将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推动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进而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论金融犯罪的解释

金融犯罪的解释可从整体策略、规范解释、解释基础三个方面展开。金融犯罪解释的整体策略应注重金融犯罪立法与司法的协调,将金融犯罪的解释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将金融犯罪的解释与利益考量密切结合。金融犯罪的规范解释应采用刑法解释学的共识性理论,重点关注二次违法性、同质解释、严格解释等问题。金融犯罪的解释基础需要关注具体部门法的发展,注重基础理论在金融犯罪解释中的应用,掌握专业金融知识。     

论网络与未成年人犯罪

网络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在给人们带来多方面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网络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虚拟性等特点,而未成年人具有逆反心理、模仿心理、义气心理、报复心理、自控力低下,缺乏辨别能力等心理特征。这二者的结合,是造成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原因之一。加强未成年人的自律和道德修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是网络环境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有效措施。     

论环境犯罪的客体

作者首先分析了环境犯罪的概念 ,然后评论了关于环境犯罪客体问题的各种观点 ,指出从环境问题的本身出发 ,环境犯罪的客体应为环境权。     

论行贿罪的犯罪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了明确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未把"谋取正当利益"纳入刑法惩处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处理受贿罪的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妥协

现代科学技术、信息、网络等催生了全球化，使得世界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这种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也席卷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不仅在客观上对民族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规则、政治规则造成了消解，使得社会方式与规则在全球走向融合；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理念等主观意义上的东西悄然变化。现代对传统的消解，全球对本土的侵蚀，二者合二为一，同时对社会发生作用。造使得谋求人类发展及建构人类生产规则、生活规则、行为规则的政治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站在全球视野和思维的高度上，民族国家的政治妥协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论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

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讨,过去更多地归结于社会的、环境的因素。但笔者认为,家庭因素在青少年犯罪诸因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残缺、家庭环境不良或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大诱因。本文试从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论城市犯罪的社区防控

社区开放与否,安全是首要考虑因素。城市犯罪已构成对社区安全的最大挑战。将城市犯罪的防控重点放置于社区,是社区基础性地位、社会治理精细化以及构建治安防控体系的要求。城市犯罪的社区防控之可行性亦为域内外实践所证明。应当从观念革新、理念提倡、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以及防控制度、防控对象、防控技术、防控实体等方面入手,整合利用犯罪防控资源,维护社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