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始终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社会中,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加强对乡村的整合和渗透。乡村社会为了达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国家”作为一共同体的整合表示认同,同时又型塑出一定的空间,国家和民间社会都可以进入其中,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攫取和争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悉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是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在场”的。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公共空间与集体行动——来自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考察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结构,乡村公共空间也正经历着转型与重塑。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研究,考察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乡村公共空间可以有效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具有催生社会资本的作用;同时提供了权威治理与自主治理对接的平台。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具有弱质性,为促进农户的合作行为,政府应重视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与发展,加大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加强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     

乡村女性主体性成长之路调研——以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为例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主体性的增强,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男工女耕"的背景下,乡村主体性的复兴就首先表现为乡村女性主体性的复兴。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的实践表明,乡村女性可以在小范围内通过集体行动内生出一种巨大的提升力量,满足女性群体动员、组织平台建设、公共物品供给、规则秩序更新、公共精神培育等需求,推动乡村女性蜕变为主体性鲜明的新女性。其中,女性行动者是女性成长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妇女组织能够整合碎片化的女性个体并增强其话语能力,公共物品解决了女性群体集体行动的相互依存问题,规则秩序保证了女性主体性的稳定性成长,公共精神则是女性主体性可持续成长的支柱。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探析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人才流失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匮乏,乡村治理仅靠行政力量的纵向嵌入与村民横向自治,治理成效不容乐观,乡村普遍出现了"空心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生态环境恶化、传统文化淡化、村民自治无力的困境。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过渡”形态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研究——基于山西省阳曲县农村戏台的分析

戏台作为农村社会中典型的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曾是乡土文化中的一种精神存在,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发展出了其特有的传统功能。研究发现当前农村戏台呈现出一种"兴废并存"的过渡形态,从功能层面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正经历一个传统功能相对弱化且功能发挥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的尴尬阶段。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对乡村文化建设而言既是机遇亦是挑战,需抓住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契机,创新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发挥机制。这是打破"过渡"形态下两难局面,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     

超越制度建构与秩序内生——和谐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乡村是干预程度较低的自我管理,秩序以内生为主.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但持续不断的变革切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权力的全面进入并没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发展史的分析,目前,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互动与协同.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公共性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坐标,乡村善治,既彰显了乡村治理公共性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就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状况来看,存在公共价值理念阙如、公共空间失落、公共文化式微、公共组织功能弱化等公共性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厘清面临的公共性困境,探讨公共性价值重构和实践路径,推动乡村社会由“良序”走向“善治”。     

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大确定了"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正在发生的乡村治理转型,受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上述三重因素的匹配程度。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保持着"简约治理"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互补高于对抗:浅析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互动脉络

中国存不存在具备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具有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来自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关系,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非但不存在冲突,反而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由此可知,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政治习惯大相径庭,呈现出高度的不相容性,即使曾经出现适合"市民社会"萌芽的环境,也有类似"公共领域"的空间产生,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属于社会的权利保护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脱嵌于国家管理之外,但为了持续保持国家、社会的一致性,国家必须回应社会需求,运用制度化(法治)的力量,维持国家、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金代乡村绅权的建构与社会认同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是封建国家发展的基石,历代封建政权无不想方设法对乡村政权实现有效控制,以维持国家长治久安。金朝在实施乡村社会控制过程中,乡村士绅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乡村事务,成为国家与乡村的中介,既维护了帝制的稳定,又保证了小农的高度自由。     

推进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

正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整体上已进入全面发展、提档升级的关键阶段,政府在寻求发展旅游与破解"三农"问题的融合路径,游客在寻找最美乡村旅游资源,相关从业者在寻找新的利润点。目前,依然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一是农民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乡村首先是当地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其次才是投资空间和消费空间。但目前部分资金进入乡村旅游市场后,无意兼顾和保障农民利益,整体上弱化农民的主体地位,     

新帝国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空间扩张论

如何界定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的特质,存在着"垄断资本分析范式"和"帝国主义批判范式"两条主线。前者以"垄断资本"形式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后者则以资本的空间扩张逻辑为中心。承袭"帝国主义批判范式"的新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资本逻辑已经从地理学意义上的显性广度空间扩张转向了文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隐性空间扩张,并最终打造出资本力量操控一切、人们普遍认同的全球控制社会。新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它体现出当代左派思想家对资本逻辑向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忧虑与反思,但过于渲染资本逻辑的无法操控,一方面不符合民族国家主权力量依然强大的事实,另一方面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悲观论调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