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本轮检察制度改革的重心,旨在遵循检察权运行规律,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建立一套能确保公正廉洁司法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及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管理体制。目前,各地检察改革试点工作有效推动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各级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共同思考,深入研究。笔者重点对检察职能配置和运行的完善、检察机关内部权责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同步推进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究,以期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实践与探索有所裨益。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探索与思考

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没有实现检察官独立的司法属性,存在众多缺陷,改革成效不大。现检察机关创造性地试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主任检察官法律地位缺失、检察官办案不完全独立,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关系不清、权责不明晰等问题。推进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关系、取消行政行为对检察官办案的制约、赋予主任检察官法律地位、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以主任检察官为中心的组织办案模式和责任承担方式。     

论检察官主体地位

司法责任制改革与检察官主体地位的确立相辅相成,适格的责任主体是司法责任制实施的前提.从检察长办案责任制过渡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逐步确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办案决定权,承认其独立判断的职业特权,确认其代表检察院的法律资格.以办案数量为主、特色职能为辅来确定员额数量及其分配的标准逐渐成为员额制改革的发展趋势,这将从三个方面促成检察官主体地位的确立:以检察官独立判断为主、以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为辅,以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职为主、以检察长管理检察工作为辅,以检察官独立办案为主、以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指导为辅.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建立以检察官为基本办案单元的"办案者决定,决定者负责"的检察权力运行机制,是检察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正在努力推动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制度参照蓝本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的制度设计则处处透出德国检察制度的影子。域外检察官办案制度对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主任检察官改革视野下的案件管理研究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与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是检察权运行机制变革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重要载体。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重塑了检察机关办案主体,案件管理改革是检察机关业务管理的一场“革命”,二者相辅相成。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检察权运行去行政化,实现适度司法化的过程,需要案件管理机制与之适应作出相应调整。案件管理机制改革通过吸收分解行政化职能、强化内部监督、建立“扁平化”管理模式和完善业务考评制度等机制,可以为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配套的管理和制度环境。     

试论办案责任制下检察官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

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是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应根据检察权限司法属性的不同,按照区别化放权、规范授权的要求,进行权力清单制度构建,从而实现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改革初衷。     

论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构建

检察官办案组织构建是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司法改革链条之中的重要一环。办案组织的构建具有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涉及检察官员额确定工作、检察人员分流过渡工作、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实施等诸多方面内容。司法改革新形势下,应充分厘清办案组织与行政层级关系、办案组织与检察长及检委会权责界限、办案组织内部审批方式、监督制约、履职保障等问题,合理化构建检察官办案组织,形成紧凑富有弹性的横向办案组织,从而实现办案组织"扁平化"的高效管理模式。     

试论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检察官"权、责、利"的三位一体,使得司法责任追究成为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石。长期以来,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强大阻力,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像"权"和"利"一样平衡发展,检察官司法责任范围的界定不清,司法责任的划分不明以及司法责任的追究率低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三大困境。随着检察官办案责任的改革和完善,如果检察官"权责"得不到协调一致的发展,势必会影响整体司法改革的进程。     

检察机关新型办案组织建设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为例

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正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推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下的新型办案组织在各级检察院基本确定。然而,新型办案组织在建设、运行、管理、监督和考核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健全检察组织办案机构,进一步优化新型办案组织,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理顺办案权力运行机制,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加强入额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办案的积极性、注重检察官岗位风险防控,强化办案组织履职保障。     

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的规则构建

目前我国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在立法上仍是空白.《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33条关于免除检察官司法责任情形的规定并非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应有的全部内容.为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工作机制,明确检察官办案司法责任,有必要在对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的法理依据与必要性、中美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比较考察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检察官司法责任豁免规则.     

河南省人民陪审团试点中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以司法公信力为视角

在人民陪审员日趋花瓶化的背景下,河南的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可谓开创了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之先河。争议声中的陪审团试点工作有序展开,逐渐深入,不但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陪审团成员库,而且将陪审团试点应用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诉讼,所处理的案件亦具有明显的服判息诉率高的特点。与此同时,因受制度、体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人民陪审团尚没有充分发挥其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作用,还存在陪审团成员选任机制不健全、陪审团功能定位不明确、陪审团参审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亟待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以进一步扩大司法民主的路径,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并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陪审团制度在法律上得以确立。     

防范和规制虚假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制度,是随着诉调衔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背景下,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请人的不诚信以及法院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等因素诱发该制度运营的偏差,出现虚假司法确认。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虚假司法确认的发生原因,并从申请人、法院、社会多维度提出对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机制,进而于制度关联间寻求最佳救济方案,最后在重新审视司法确认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予以系统定位。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无证驾驶交强险保险赔付法律问题之研究

对于无证驾驶交强险赔付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颇不一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此种责任为垫付责任。但是在垫付范围上,是仅垫付抢救费用,还是限额范围内都具有垫付义务并不清晰,无证驾驶仅应垫付抢救费用应该符合法律的真意。     

警察作证义务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在案件发生时了解案情，为案件作鉴定和办理案件了解案情时必须作证。而我国警察作正的情况比较罕见，虽然从立法和理论上可看出警察作证是可行的，但因司法体制、诉讼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束缚，导致警察作证难以施行。现阶段，警察作证的实务操作应尽快转变观念，为警察作证奠定思想基础；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阶段性的制度设计。     

侵权责任法的意义与缺陷

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在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司法机关只能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保障,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但其在侵权行为的基本类型的划分上,应以侵权责任归类原则作为标准,覆盖所有侵权行为,将侵权责任法定位在特别法,明确其是否具有溯及力,以期其更具有现实意义及可操作性。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的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受到司法补救的范围以及他们诉权的范围;它决定着法院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案件上的合理分工;它对法院正确履行应有职责和对当事人正确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文章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入手,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揭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中的不足。     

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与双赢

社会舆论与司法判决两者的权利均来自于《宪法》,一方权利的扩张,则导致权利失衡,形成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双方两败俱伤,因此,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对民意进行疏通汇总,在审判程序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对民意加以引导,营造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双赢的局面至关重要。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     

能动司法的宪法界限

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不同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其理论表达和实践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区、各层级人民法院的积极实践,使得能动司法遍地开花。但是,能动司法也应有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就要求能动司法在展开的同时,注意人民法院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以防出现司法地方化的问题;注意人民法院是专司审判职能的审判就关,而非履行其他职能的国家机关,以免能动司法变成了＂盲动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