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教案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冲突

儒家思想的中心是伦理规范,特点是泛伦理化,而基督教教义中也有许多世俗的伦理规范.冲突的焦点便是儒家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的外在化"三纲五常"和基督教"上帝面前,从从平等".在近代中国以教案的形式围绕着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展开了冲突.     

“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

本文重新诠释了董仲舒的思想对于皇权专制主义的双重影响,指出其思想中"屈君而伸天"的一面如何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带来了对于皇权的适当制衡,使儒家一方面意识形态化,一方面官僚体制化,从而形成与君主制之间的基本对立.并重点从董仲舒法律思想的五个方面(天人感应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三纲五常论、君臣离合论)进行了分析.     

儒家视域下的“修道”与“成人”及其社会政治效应

儒家的道包含着天道与人道两向度。天道至诚不息,生生不已,其特点在于化生万物的"仁";人道则是把人之本性持守地践行在现世中,也即以三纲五常的天地正理来合理调节人情,使其发而中节,发显出至善本性,开拓出内圣外王。人道推广而上达至天道,而修道的过程恰恰是"成人"的过程,也即成就内在道德本性的过程。"成人"对于君主而言是"成圣",对于百姓而言则是"君子",因此显示出两个不同维度,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对个体的修炼。这种修炼的理想是社会大同的实现。这种思路注重社会整体的自我内在超越和提升,因此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论宗规族训中的“三纲五常”观念——以邓氏、陈氏、李氏家族的宗规族训为例

家庭是国家社会的基本,家庭幸福即"社会国家之幸福"[1]。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与国家伦理道德的根本,反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以家族道德为中心的伦理。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本文以《重庆邓氏族谱》、《阳新陈氏义门果石庄大成宗谱》、《武汉东西湖径河街李氏宗谱》三大家谱中的宗规族训为例,探讨在"三纲五常"伦理观念下宗规族训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辨析——兼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与联系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述,它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三纲五常"的凝练和升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才真正定型,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价值观念。虽然经过近代道德革命冲击,"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而遭到清算和否弃,但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追本溯源、批判继承、扬弃转换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容隐原则析儒家思想的人权色彩

在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发展史中存在的容隐原则,过去一直因其包含了浓厚的宗法精神、封建的三纲五常特质而招致批判。然而联系人权理论的特点和发展,当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原则时,我们不可否认其符合于人性的合理性的一面。     

“化德性为规范”与“化规范为德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双重路向

德性和规范是道德的二维。在道德二维视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化德性为规范"和"化规范为德性"的双向过程。"化德性为规范"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外化为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并在社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安排中得以体现。"化规范为德性"指通过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和在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品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德性,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获得稳定性、长期性的担保。     

规范传播视角下的“吉哈德主义”

规范的传播是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前沿领域,但当前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研究却集中于西方"好规范"的研究,忽视了其他类型的规范也能传播的问题。语言建构主义与语言哲学是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领域,但语言建构主义却较少解释语言何以发生变化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设定为"吉哈德主义"的传播,并在传播机制中着重引入了实践这一核心变量,以完善规范传播的研究领域与弥补语言建构主义中实践性的缺失。极端主义者的实践过程导致了"吉哈德"语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了的语言意义又作为一种新规范影响他人的行为取向。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辨析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与运用缺乏一致性,应当在理论凝练和实践洗炼中形成内涵明确、外延确定的核心概念群。无论"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还是"民间法司法运用"都是成立的,但前者主要指称分析性司法概念之下的诸种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后者用来称谓除前者之外的民间规范司法运用过程。由于民间规范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分析性司法概念在司法过程中的主导性质,应以民间规范而不是民间法来称谓其运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即"民间规范司法运用"。     

浅论交通民警执法的语言艺术

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交通民警使用规范文明语言是端正行业作风、密切警民关系的需要;是维护交通秩序、促进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是规范队伍管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当前,交通民警执法中存在着说"外行话"、"斗狠话"、"冷漠话"、"伤人话"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应注重培养掌握、运用规范文明执法语言的能力,提高执法语言艺术,并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执法语言。     

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由泸州遗赠纠纷案谈起

民法基本原则是具体法律规范的指导,具有补充具体规范不足的作用。但在具体案件中,只有在没有具体规范或适用具体规范有冲突时才直接适用基本原则处理案件。四川省泸州市两级法院在对著名的"遗赠纠纷案"的判决中都以"违反基本原则"为根据认定遗嘱无效。该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法律秩序,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婚内强奸问题研究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利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性交(即婚内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一问题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早期社会中,“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男尊女卑成为两性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婚姻法律的重要原则。比如,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把“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规定为广大妇女必须属守的道德     

追求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文化绝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种文化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构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注重“贵和尚中”团结协调的人际关系、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实质上是一种和谐的调和文化。     

行政法语境下“相应责任”的适法研究

囿于行政法规范语境中"相应责任"概念使用的非规范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相应责任"适用的盖然性,分析"相应责任"这一概念在行政法领域适用中存在界定不明和标准不清等问题。从行政法规范语境本身出发,完善立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规范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以及建立多方责任评估的适用指南来探究"相应责任"适用的法律路径。     

非法证据之“法”的范围辨析

法律规范具有层级性.证据材料究竟要触犯何种法律规范,方可属于非法证据,即非法证据所违之"法"的范围如何,在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中不尽一致,我国理论界的认识也尚未统一.在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表明,证据材料违背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都将导致非法证据的形成.所以,非法证据所违之"法"的范围,是指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水权的合法性: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的规范竞争

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分配主要指流量分配与收益分配。流域国家依据"谁应该拥有国际河流",产生了关于流量分配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权利规范。在收益分配中,流域国家则依据"如何使用国际河流",形成了主权财产与共同财产权利规范。这两组权利规范对什么是适当性分配持有不同的期望,形成互相排斥的权利主张,建构了水资源分配中规范竞争的结构。结果,规范竞争的社会结构使水分配的合作问题首先面临着权利合法性而非收益协调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下,流域国家的互动方式以"水权"争议而非合作的形式出现,从而解释了本文考察的四个流域内水资源难以有效分配的原因。     

谈侦查法律规范的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法律规范仍然有一些问题,应当按照侦查权力"充分但有限",侦查行为"高效而规范"的要求,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侦查法律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规范与意义之间——从发展哲学的视角看

从当下中国面临发展这个最大的现实出发,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发展生态和我们个体生活方式的相互关联性,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规范性考察,规范国家、社会、个体在发展进程中应当如何作为;又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规范目标本身进行意义性审察,以使这些规范目标朝着真正"好的"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规范性价值与意义性价值辩证地融合。这一辩证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发展进程中"既要物质发展又要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人民在文化上"自我意识"的觉醒。     

“软暴力”的事实判断与规范调适

"软暴力"已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续造的方式进入规范表达之中,但是长期作为"非规范用语"的背景使其在规范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对应中仍然存在含义混乱和界限模糊的问题。事实层面上,"软暴力"表现为借助"暴力暗示"或"组织暗示"来展示自身的犯罪能力以实现非法目的。但就规范层面而言,"暴力性"或"组织性"却并非软暴力的必要条件,而是软暴力刑事可罚性大小的参考依据。软暴力作为一种违法犯罪手段,本身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故其入罪仍应遵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不能肆意泛化内涵或虚化外延,应通过司法适用的规范和自由裁量的平衡实现"软暴力"的正确认定。     

我国宗教事务处理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以宗教的"私人信仰"建构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管理从以政策为主到政策法令并举转变,从规范宗教主体到同时规范行政行为转变,体现了宗教事务发展与政府服务理念的互动。在价值多元和全球宗教对话背景下,为促进宗教积极作用,政府将在宗教"多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依法管理"背景下的"多元治理"将成为我国宗教管理新路径。